观点与创新：

●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电影院的空间生产逻辑以及休闲与仪式在空间中的具体表征

● 电影院正在转型成为兼具功能与审美的现代化观影空间,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 休闲与仪式是电影院空间的具体表征

● 从休闲与仪式的视角丰富了空间生产理论中表征空间的意义,为空间生产的具化研究和城市微空间研究提供了新范式

Highlights:

● This study use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cinemas and specific representations of leisure and rituals in spaces.

● Cinema has transformed into a modern movie-watching space in terms of its functions and aesthetics and is developing in a diversified direction.

● Leisure and rituals are concrete representations of cinematic space.

●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meaning of representational space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eory.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space production and urban micro spaces represented by cinemas.

空间是地理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早期学者关注空间的自然属性而忽视其社会属性。伴随着20世纪中后期“空间转向”思潮的兴起,空间的社会性得到学者充分关注。空间不再是空洞无物的容器,而是充斥着塑造空间的个体以及政治和社会关系,展演了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Koskela,2000）。自1970年开始,城市空间生产问题成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的研究重点（叶超、柴彦威、张小林,2011）。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概念的理解以及所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为理解城市空间生产提供了指导。他摒弃将空间视为“容器”和“场”的传统观点,把社会空间看作社会的产物,并以空间三元辩证系统地分析空间的生产,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Lefebvre,1991）。自提出以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多被运用于解读多尺度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以揭示时空演变所带来的空间意义的变化。然而,我国在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城市问题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基于理论的移植与引介难以解释其中复杂的城市空间生产机理,特别是在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之下,城市文化空间更是超越了空间实体的物质性,成为具有多重意义的空间（谢晓如、封丹、朱竑,2014）。因而,在我国城市发展现实背景之下探讨城市微空间的生产,对于理解城市化进程中复杂的人地关系具有较强的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休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Roberts,1999）,人们对休闲的需求与由此催生的休闲经济不断推动着城市休闲空间的发展和演变。作为城市休闲空间,电影院为观众提供了休闲观影的空间,在人们的日常休闲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消费者日趋多元化和个性化的体验诉求对休闲空间提出了更高要求,单一的物质空间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休闲需求,休闲空间的意义和内涵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在有大量替代性观影模式、新休闲娱乐的当代社会,人们仍热衷于进电影院观影的逻辑是什么?其背后是否有更重要的社会文化隐喻?以往关于电影院空间的探讨多基于宏观地理尺度对电影院的物质空间、电影院与城市的空间关系等（杨晓俊、朱凯凯、陈朋艳等,2018;姜珂、于涛,2017）展开讨论,较少从微观尺度探讨电影院空间本身对消费者的意义以及消费者与空间之间的互动。

经济发展带动消费方式转变,电影不仅成为现代社会普遍的消费娱乐方式,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强。电影、电影院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力话语,并形成了新的想象性空间（Yuen & Johnson,2017）。在城市空间演变与休闲方式多样化的现实背景下,电影院的空间生产过程如何展演?电影院空间对于消费者有何特殊意义?这些问题在现有研究中鲜有涉及。因此,本文拟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出发,运用休闲与仪式的相关理论,剖析作为城市微空间的电影院如何展演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试图从理论视角解读“人们为什么要去电影院看电影”,以期为我国影院产业、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根据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观点,空间实践是空间生产的物质表达,是体现所属社会形态的场所和空间;空间表征是被权力阶级构想与支配的空间,体现了权力阶级的意志;而表征空间是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间,是一个被动体验的或屈服的空间,是被想象力改变和占有的空间（Lefebvre,1991）。经过列斐伏尔的辩证分析,空间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实体,而是具有意义的生命体。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电影院的空间生产过程也得到学者关注。按照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电影院空间包含了三元空间生产过程：一是电影院物质空间的形成,包括影院建筑物的兴建、改造和拆毁,以及其与资本、城市景观、经济的联系等,这些均为空间实践的范畴;二是电影院的空间表征,重在分析特定历史时期权力主体如政府、城市规划者及管理者对电影院采取的措施与法规对影院空间的形塑过程;三是电影院的表征空间,即影院文化传播中小到个体对影院空间的感知、经验、记忆与想象,大到一个时代社会历史文化记忆的生成、改写和变迁（张一玮,2008/2011）。

已有研究多把电影院的空间生产嵌入宏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中解读,重在理解特定历史时期影院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物质空间变迁、权力博弈、社会生活图景等。刘磊（2018）关注了1896年至1949年的早期电影院空间,采取自下而上的新文化史视角分析了电影院空间多维生产中的文化意义,通过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实践展演了近代以来影院空间如何参与现代性、民族与国家等宏观主题的建构。刘思羽（2012）在回溯我国电影院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究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作用于影院“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指出电影院的空间生产是多重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已有研究注重将电影院与时代背景进行关联分析,从电影院多元空间中凸显物质基础、话语权力与文化符号的交织影响。然而,伴随着时空演变,影响电影院空间生产的多个要素发生了巨大变化,如电影技术、国家文化实力、资本运作模式、消费者观影喜好等,结合宏观环境变迁更有助于理解现代化发展背景下电影院的空间生产过程。

休闲是电影院的核心表征之一。休闲指人们从惯常事务中脱离出来,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偏好性的活动,从而达到身心愉悦、自我发展的目的（张广瑞、宋瑞,2001）。作为休闲的重要载体,休闲空间在维系社交网络、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休闲空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杂糅了物质环境、复杂文化认同以及象征性形象的综合体。在文化认同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休闲空间之间的差异以及空间本身被感知、象征、规范和竞争的过程呈现出一个不断演变的景观（Whyte,2001）。研究休闲空间不仅需要关注其物质实体,更重要的是揭示其背后的空间生产机制以理解其对于人们休闲生活的意义。

电影院被引入国内以来,已成为市民的主要休闲方式之一。在近代上海,与传统的茶楼、戏院等休闲娱乐场所不同,电影院作为西方新式娱乐场所的代表而受到市民追捧,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还受到身份等级、经济条件等因素影响（李微,2004）。如今,电影院作为重要的休闲空间突出表现为其在城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现代居民休闲生活的意义。一方面,电影院与城市的经济、文化活动空间的布局基本一致,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集中分布于城市的传统商业中心与新兴的次级中心（杨晓俊、朱凯凯、陈朋艳等,2018）,与城市其他休闲空间紧密相连,为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休闲选择;另一方面,观影是对人们主观幸福感影响程度较高的文化活动之一（Ateca-Amestoy,Gerstenblüth & Mussio,et al.,2016）,电影院为人们提供了社交空间（Gray,1996）。随着时代变化,电影院作为城市休闲空间呈现出许多新表征,理解消费者对电影院空间的感知与体验有助于挖掘电影院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

仪式也是电影院的核心表征之一。仪式指一系列正式的,具有可重复模式的,表达共同价值、意义和信念的活动（Edgar & Sedgwick,2003）。狭义的仪式局限于宗教领域,指与宗教有关的实践或行为（彭兆荣,2003）,广义的仪式不仅包括那些具有超验价值的活动,如基督教中的浸礼、圣餐礼等,还包括形式化的活动,如特定文化中餐桌的规范摆设,以及习惯性活动,如固定的、与意义无涉的生活日程安排等（Couldry,2003）。仪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各种各样的仪式空间。早期的仪式空间与寺庙、教堂、祭坛等关系密切（陈玉平,2008）。随着对仪式意义的多元解读,仪式空间也被赋予新的含义,如Neville（1984）探讨家庭聚会仪式时,认为人们对聚会空间的选择是神圣的,人们选择回到外婆家、乡下露营地、教堂等空间,是因为向往理想的乡村生活空间。

仪式是观众感知电影院的重要表征,电影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观影行为的仪式空间。马涛（2019）援引Van Gennep所提出的“通过仪式”来解读电影院的观影行为,认为观影厅的黑暗将物质性空间吞噬,使想象性空间浮现出来,社会个体和群体伴随着“通过仪式”从社会和文化结构中脱离,进入阈限阶段,并在阈限阶段中被抹去差异化的身份,呈现反结构模式;而在聚合阶段,个体和群体被重新嵌入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中,获得新的身份。陈晓云（2009）则认为电影院聚众观看的特征使其成为城市公共空间之一,电影院通过仪式化的运作构建了共享的文化场域,去电影院观影的行为流露出人类对古老仪式的渴望,可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文化仪式。综上,仪式空间在时空演变过程中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从过去与宗教、信仰、朝圣等元素的密切关联,到如今非惯常环境下的旅游情境,甚至是形式化的日常活动空间都成为特殊的仪式性空间,体现出对传统仪式更广泛意义的理解。基于此,电影院仪式的解读为仪式空间研究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案例,进一步拓展了传统仪式空间的意义和范畴。

本研究的案例地是我国公共电影院,即专门为观众放映电影的公共场所^①(①本研究所提及的电影院指位于综合商业区或独立经营的专门放映电影的公共场所,不包括私人影院或不以提供观影为主要服务的其他非正式观影场所。)。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我国各地电影院的发展具有相似的历程,在凸显其现代媒介感知特性的同时,亦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刘思羽,2012）。电影院作为公共空间,其建筑设计、放映内容等受到国家管制,个性化的展演空间极小,即我国电影院在历史发展、经营管理中存在较大共性,使本研究能够从一个宏观视角对其展开研究。

为了增强调研的可操作性与介入性,本研究选取广州市天河区正佳广场七层的飞扬影城作为田野调研的案例地。广州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具有高度包容、开放的城市文化特性。天河区是广州市新城市中心区,天河区经济文化的繁荣,是大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缩影。正佳广场地处天河商圈的核心位置,是规模较大的现代化购物中心。飞扬影城拥有15个豪华影厅,设备先进,拥有国际先进的杜比SRD、DTS数码环音系统以及超大屏幕的配置,是我国大城市现代标准化影院规划建设的典范。近十年飞扬影城在全国影院的票房排名中居于前列,成绩突出。消费者在访谈过程中对飞扬影城的观影体验也持较高评价。因此,从区位因素、影院设备配置、票房成绩和观影口碑综合考量,选取飞扬影城作为调研地,符合个案研究中典型性和独特性的双重属性要求（王宁,2002）。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包括实地观察、深度访谈与网络文本分析法。课题组于2019年3月至6月对案例地开展实地调研,侧重观察影院的物质空间,包括地理位置、外观设计、内部格局、设施设备等,同时观察消费者与影院空间的互动以及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包括观影前、观影时与观影后的时空行为,旨在理解消费者如何感知与体验影院空间。课题组后续于2019年10月开展多次深度访谈。为保证样本分布合理,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对身边具有丰富观影经历的人开展初步访谈,然后请访谈对象推荐身边具备较高专业度、熟悉观影文化的“关键意见领袖”开展深度访谈。课题组按照性别、年龄、职业、观影习惯等因素筛选访谈对象,访谈过程中收集访谈数据直到没有新的信息产生。本研究共对30名消费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获得文本资料约6.5万字。根据访谈的时间顺序,将访谈对象编码为：X-1、X-2、X-3……X-30。另外,访谈电影院工作人员和政府文化部门管理人员共5人,分别编码为：S-1、S-2……S-5。

此外,笔者在网络搜索消费者对电影院的评价时,发现常见的网络点评网站中,消费者更多的是对电影进行评价。经过对多个网络平台的信息搜索与比较,本研究最终选取“知乎”平台上的资料进行文本分析。知乎是我国当前较活跃的知识分享平台与网络社区,汇聚了不同专业背景用户的网络问答,内容具有较高专业度及价值。本研究选取知乎用户在网络社区中对电影院的讨论内容作为分析文本,虽然文本来源于我国不同城市或地区,在观影上存在些许地理与文化方面的微观差异,但不足以影响观影体验与感知。笔者以“电影院”为关键词在知乎上搜索,选取了“电影院看电影的优势在哪里?”“去电影院看电影真的有必要吗?”“你近十年在电影院看电影遇到过观众自发集体鼓掌的时候吗?是什么电影的什么片段?”等与研究相关的提问和回答,将回答按照顺序编码为Z-1、Z-2、Z-3……,针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入分析。

（1）电影院的空间实践

电影院的空间实践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在建筑外观方面,传统电影院多为独栋建筑,风格偏向西式;在选址方面,早期的电影都是依托茶馆、戏院等空间进行放映,20世纪初才出现独立的电影院（刘思羽,2012）。而今在利益驱动下,多数电影院嵌入具有购物、餐饮、娱乐、健身等多重功能的商业综合体,建筑外观与商业综合体融为一体,凸显着城市玻璃幕墙的现代性元素。以飞扬影城为例,其选址位于正佳广场七层,建筑外观与所在商业综合体保持一致,仅在建筑外部显示“飞扬影城”的品牌标识。影院内部设计以科技梦幻风格为主,金属光面的墙壁、灯光昏暗的氛围、错落有致的布局为消费者营造了虚拟时空的个性观影环境。

资本是社会空间生产的主体,资本增殖是空间生产的目的（谢富胜、巩潇然,2018）。电影院作为放映影片的精神文化场所,其本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空间,为观众提供良好的感官体验是电影院空间实践的重点。从外部物质空间构成来看,飞扬影城具有典型连锁化、标准化电影院的特征,其内部空间布局与其他影院有较高同质性,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封闭空间特征,包含售票处、放映厅、连接内部空间的廊道、座位系统、灯光系统、放映机与银幕等。电影院内部物质空间承担的电影放映的社会功能受到商业、科技等因素影响,反映了社会发展变迁的特点。观众厅是消费者观影的主要空间,其设计充分围绕观众的感官体验展开。如电影院的银幕讲究视线无遮挡、画面景象无严重畸变、影像清晰、银幕画面保持所摄景物的空间深度感和真实感等（曾旭东、赵东,2009）;混响时间、噪声控制、扬声器布置等声学设计需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观众厅内各种细节如座椅软硬、灯光明暗、温度高低等也颇有讲究。“电影院看上去是一个房间,但事实上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受到很多规范约束,如根据观众厅的大小设计地面坡度……目的是提升消费者观影感受。”（S-2）近年来数字电影、数字IMAX电影等放映技术的革新为观众提供了较好的观影体验,飞扬影城的IMAX巨幕电影厅自推出以来深受观众喜爱。经营者通过打造舒适化、技术化的空间为消费者提供极佳的观影体验,这也是其他空间和媒介无法与电影院相媲美的原因。“技术派的电影一般以特效著称,电脑或电视受硬件限制无法有很好的呈现效果。音效也很重要,像《速度与激情》这种影片,各种引擎轰鸣透过环绕立体声穿透而出,使观影者获得极佳的感官体验。这类影片就是为了大荧幕而拍的,需要适合的媒介来放映。”（Z-18）可以看出,电影院借助外部与内部空间实践,结合观众的观影需求与感官体验,将电影院打造成兼具功能和审美的空间,吸引着消费者到来。

（2）电影院的空间表征

空间表征是权力阶级构想与支配的空间,体现着权力阶级的意志。跨国资本的流动、各种权力的博弈、社会阶层的分化对中国城市空间的影响日趋强烈（叶超、柴彦威、张小林,2011）。受权力和资本的作用,电影院在发展历程中逐渐演变为本土文化和现代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电影院具有的信息传播与教化功能曾使其成为政治博弈的重要空间。国家权力在特定的政治国情下对电影院采取不同的管制措施,使其成为体现国家意志的空间（刘磊,2018）。而如今,国家对电影院的管制逐渐内化为对空间规范以及影片文化内容的把控,其政治博弈更多地隐含在文化软实力的对抗与彰显中,具体表现为对国产电影的支持。“以前大家都追求好莱坞电影,那些热门电影到上映期都会给它排很多档期,遇上节假日基本就是满座,但是现在国家大力支持国产电影的发展,在这个大趋势下,观众对于优质的国产电影的支持热情很高。”（S-5）随着优质国产电影的出现,电影院成为国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绝佳窗口,打破了以往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强势输入的局面。

空间是社会建构的历史产物（Lefebvre,1991）,围绕空间的分析需要将其历史化以理解空间的构建、理解与体验方式（Helen,2007）。在过去,电影院背后的权力资本主要体现在外国资本与民族资本、国家计划管控与市场化资本的对立与制衡中（刘思羽,2012）。现代电影院在为国家、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不断突破单一发展格局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多元化发展并不意味着电影院的权力主体扁平化,电影院经营者也通过多种创新举措以提升影院空间本身的吸引力。“电影院必须遵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设计和经营,在此基础上,经营方可以适当凸显自己的个性,比如很多电影院都会摆放电影中经典人物的模型,吸引消费者去拍照;还有的电影院会策划与电影明星见面会,为影院积攒人气等。”（S-4）可见,电影院在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努力为消费者营造一个休闲娱乐空间,从选址、设计、消费流程甚至是观影厅的感官体验等多方面关注消费者的需求与喜好。“以前看电影没有那么方便,小时候都是拿着板凳去村口看电影放映大队用大车搭建的幕布电影,音质和画质都很差,放映的内容也受到很多限制。现在电影院都在商场里,吃个饭看个电影是家常事,电影越来越国际化,总之是时代不同了。”（S-1）可以说从某种视角而言,电影院的权力主体逐渐转向消费者,电影院的表征空间成为最核心的显性要素。

表征空间是人们生活的空间,包括人们对空间实践和空间表征的态度以及对空间中自我存在和自我感知的反应,是大众的反抗与自我认同所体现出来的空间（周尚意、孔翔、朱竑,2004）。研究发现,作为休闲空间,电影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走出去”的形式,使人们与生活的“日常性”分离,通过精神层面的愉悦达到身心放松、自我发展的目的。

（1）日常生活的逃离

休闲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休闲必须与每日生活的“日常性”相分离,必须批判每日生活的“日常性”才能实现休闲的反异化作用,使每日生活走向真实的存在（潘海颖,2015）。电影院所提供的轻松氛围、视听享受、周到服务使个体暂时摆脱了日常的单调乏味、紧张和压力,使其与“日常性”相分离,进而达到休闲的效果。

与新兴观影媒介相比,电影院提供了人们与日常性分离的场所,使人暂时抛却日常生活的琐碎、重复与同质化,主动融入电影导演建构的虚幻梦境中。新兴观影媒介如电视、电脑、手机通常被认为是威胁电影院存在的产物。这些观影媒介与电影院最大的区别不仅局限于新电影的上映速度、视听效果等,更深层次的区别凸显在能否使观众与日常生活分离。一般地,家庭的日常与琐碎可能中断观看电视的专心与沉浸状态,“去电影院看电影有时会准备好吃的、喝的,会专心致志地看电影,如果在家看可能会看着看着就聊天或者做别的事,对影片的‘吸收率’降低。”（X-28）多样化的电视节目如新闻、纪实、谈话、综艺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容易让人保持清醒与理性。因此,与“家”这个观影空间的对比凸显出电影院能够达到更好休闲效果的原因。

电影院的物质建构为人们带来舒适的观影体验,影院的氛围、环境成为无形的“造梦”因子。影院具有明显的封闭空间结构,通过“入口”“墙”等实体将电影院与外面的日常空间区隔。座位是电影院的权力话语对主体的空间配置,通过独立的座位使观众更好地融入电影院的空间秩序中。“在注意力被碎片化争夺的当下,电影院提供了相对专注地欣赏和鉴赏电影的氛围。这种氛围营造的独特体验,尽管不能提供戏剧观赏那种观众与演员的互动,但是仍然提供了一种隔绝外物、剥离日常的感觉。”（X-25）另外,电影本身就是一种视觉艺术,电影与梦存在共同的幻想性。通过银幕,电影将观众与影像中异于日常生活的景观或事件联系起来。因而在电影播放的时候,很多观众表示自己是以做梦者的角色在观看。“在电影院的环境里,我会全身心投入影片观赏,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就像做了一场梦……在家里看电影总会有一些东西分散我的注意力,降低观影享受。”（X-10）

为了保证良好的观影秩序与观影体验,电影院通过制定规范对消费者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制定退换票须知和儿童购票须知、谢绝食品外带、禁止大声喧哗等。为了能够获得较好的观影体验,消费者不仅不抵触电影院官方话语建构的相关规定,并且主动与其他消费者共同维持观影秩序。“我认为所有电影都应该在电影院观看,而且应该专心不要玩手机。哪怕是烂片也应该尽可能沉浸地去看,实在看不下去可以直接离开,而不是玩玩手机再继续看,这种行为本身违反观影礼仪,更重要的是会脱离电影为你营造的虚假世界,想要再融入就很难了。”（Z-3）因此,在电影院的休闲实践中,消费者通过表现出与“日常性”相分离的状态,获得身心层面的放松和愉悦。

（2）自我发展的实践

与其他休闲娱乐空间相比,电影院既是娱乐休闲的场所,也是能够获得良好社会教育的场所（李微,2005）。电影院放映的不同题材、不同主题的电影,本身就在传递一种文化信息。在全球化背景下,放映不同国家的电影,更使得电影院成为包容和表达多元文化的空间。从某种程度而言,电影担负着审美救赎和思想解放的功能,并借助电影院这一载体实现其功能,满足了人们在休闲中对身心发展的需求。

电影院在国内刚刚兴起的时候,其教化功能与社会影响更为显著。如在20世纪初的上海,电影院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接触西洋文化的窗口,满足了民众追求新奇的心理。电影院提供了一个新型的、不同于以前的公共空间,缩小了儒雅的文学与日益入侵的商业主义之间的差异（Darwent,1920）。如今,电影将文化的传播方式以更加生动的形式展现出来,使得教育水平不高的人群也能与知识阶层或社会精英同在一个空间欣赏影片。随着当前电影目标市场的细化,许多不同主题的电影也吸引着不同群体前往观看,在电影院里各个年龄阶层的人都能根据自身喜好选择影片、场次与座位等。“在我们影院,观众的年龄跨度还是挺大的,小到几岁大到70多岁都会过来看电影,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受电影主题吸引,另一方面可能是电影院已经成人们日常休闲的好去处了,不是只有年轻人才去的场所。”（S-5）因此,电影院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对于自我发展的普遍追求。

通常来说,人们看电影所使用的时间不仅仅是观影的90~120分钟的消费时间,而是大致需要经历“关注影片资讯→前往电影院→订购电影票→进场观影→观影结束”的过程。人们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不厌其烦地经历这一过程,更深层次的动机是缘于对电影的热爱以及从中获得启发的渴望。“去电影院看电影就类似去图书馆学习,在图书馆学习效率更好,不仅仅因为你自己的状态,还包括图书馆的氛围,在电影院里,大家都在专注看电影,你也加入其中,就会更加渴望从中得到影片给你带来的启发。”（X-23）“电影院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在电影院看完一部好电影会启发我去思考影片想传达的思想,让我结合现实来思考自己的人生,反思自己的不足。”（X-1）因此,消费者在电影院中展现了对自我发展的追求和实践,这也是电影院作为城市休闲微空间的特殊意义所在。

仪式并非一个静态实体或被勉强定义的一种神秘的或宗教性质的展示（薛艺兵,2003）。仪式在不同的情境下是多元的、发展的,而非固定的、单一的,不同空间下的仪式具有不同的内涵。研究发现,电影院对观众而言是一个仪式空间,是日常生活中仪式感的来源。电影院的仪式褪去了宗教仪式的神圣性并被赋予了世俗的意义。

（1）电影院作为个人仪式空间：观影仪式感的来源

仪式行为是不同于生活常态的一种超常态行为,就行为频率而言,日常生活行为每天都在发生,而仪式行为只是偶然或定期举行;就行为目的而言,日常生活行为是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实用性行为,而仪式行为是表达某种精神价值的行为（Neville,1984）。在电影院,影片的感染力是仪式的源泉,观众的代入感更强,与电影主角同悲同喜,出现不同程度的情感波动。离开电影院后,观众的思绪及情感与进入电影院前相比有较大变化,这是影片带给观众的震撼、感染和启发的结果。在观众的认知中,走入电影院便是为了寻求这种仪式感。“在电影院看电影,与影片故事一同经历心灵的洗礼,经历某种成长,经历某种灾难性的阵痛……然后从另外一个世界又回到现实生活,电影让你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仿佛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升华和仪式。”（Z-9）此外,电影院被视为仪式空间还与特定的节假日有关联,去电影院看电影也是庆祝节日的重要方式,电影院成为人们度过节日的特殊仪式空间。“过年去电影院看贺岁片,国庆节看与国家有关的影片,这仿佛就是一种仪式,过年看个贺岁片,开开心心过大年,国庆看《夺冠》《我和我的家乡》等电影,接受中国精神洗礼,感觉生活更有动力,其实很有仪式感。”（X-27）

在电影院,观众厅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帘幕效应”,黑暗与安静的环境、独立的座椅所营造的观影氛围,在无形中将观众隔离成单一的个体,与电影中的角色进行不受干扰的心理交流（薛艺兵,2003）。在观影过程中,消费者的社交距离限制了观众之间的互动,与影片的精神交流仅限于单独的个体。当电影情节在银幕中放映时,观众被黑暗包围,在观影时间内,与影片的交流在个体完全独立的精神世界中进行。这种观影行为强调的个体性进一步凸显了观影仪式感。“在电影院里我的注意力是最集中的,可以安安静静看完一部电影,不受别人打扰,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电影中的主角,电影结束才变回我自己。”（X-8）另外,个体的观影感受千差万别,这与旨在建立起共同意义的 “传统仪式”有所不同。“尽管人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电影中,但是他们始终是观者,每个人依据自己的立场、经历等对电影进行独到的评判和阐释,获得的意义是多向的与多样的。”（X-27）因此,电影院中的仪式与传统仪式空间所强调的“全民狂欢”有一定差别,集中体现为消费者在观影过程中的差异化体验。

（2）电影院作为集体仪式空间：观影是一种集体“朝圣”

表征空间是草根社会群体通过日常的社会实践、社会互动而建构出来的空间关系,体现出草根社会群体的意志与思维（胡霁荣,2010）。电影院在国内刚刚兴起的时候,观众会受制于身份等级、经济条件、文化因素等的影响。如近代上海的电影院分首轮、二轮和三轮,票价依次递减,首轮电影院以外国观众为主,而中国观众多光顾二、三轮电影院（李微,2004）。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实力与话语权的增强,电影院不再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博弈和阶层分化特征的空间,电影票价也逐渐平民化。因此,电影院的观众来源更加多元,在仪式化的观影活动中维系着一个具有动态平衡的群体状态。“在电影院看电影感觉很奇妙,如观看漫威主题影片时,明明身边都是不认识的人,但来的人基本都是粉丝,对影片的内容和梗都很了解,和这样一群人一起观影会有一种‘身边全是小伙伴’的快乐感觉。”（X-14）在电影院内,常常可以看到情侣、亲子家庭、公司同事等前来共同观影,电影院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一个观影的空间,还是一个维系人际关系、增强亲密关系的空间。与好友、家人、同事等约定时间到电影院观影成为一种特定的仪式,意味着个体与熟人网络的融合。“看电影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让你选择和女朋友或男朋友一起的休闲娱乐方式时,走进电影院仍会是青年人或者家人和同事们的前排选择。”（Z-12）“我觉得电影院是一个承载友谊、爱情甚至亲情的地方,很多情侣可能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就是电影院,和朋友出去玩也经常会到电影院里,随着大家对电影的理解逐渐趋向一致感觉友谊也得到了升华。”（X-21）

一个观众厅在特定的时间内只能放映一部电影,放映过程中观众群体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具有相同观影偏好的消费者更容易在一个观众厅共同观影,影片也更能够激发这一群体的共鸣。仪式的功能是“加强社会中个体的联系”,通过仪式,人们被集中起来,在仪式中产生一种欢腾,他们不仅共同感受到情感,而且通过共同行动把这些情感表达出来（李微,2005）。在电影高潮或某一个精彩片段时,观众会不自觉流露出相似的情感和反应：鼓掌欢呼、低声抽泣、喝倒彩、捧腹大笑等。观众通过集体仪式对影片传递的信息作出回应,使得电影院成为一个集体仪式空间。“我去电影院看了《二十二》,这是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整个影厅笼罩着不可名状的沉重。片尾有长长的捐赠名单,但是整个厅没有一个人走,好多人坐在座位上一边鼓掌一边掉眼泪……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对电影的尊重。”（Z-28）尽管仪式发生在特定时空,但是其发挥的效用不仅仅局限于仪式场合（杨扬,2007）。在电影院观影后,由于影片的感染、教化甚至震撼,或者是集体行为所引发的思考会延续到观众的日常生活,感染他们身边更多的人。因此,对于观众而言,电影院是一个具有仪式感的观影空间,在观影的过程中加强了自己与陌生人和熟人的联系,仿佛共同经历了一场集体的“朝圣”。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网络文本分析法,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出发,运用休闲与仪式的相关理论,解读电影院的空间生产逻辑以及休闲与仪式在空间中的具体表征（见图1）。研究发现：（1）在空间实践方面,与早期独立电影院不同的是,现代电影院多嵌入商业综合体中,选址于城市核心商圈以及次核心区域以实现与其他娱乐空间共享客流量、提高经济收益的目的;电影院在内部设计方面会迎合当代消费潮流,充分融入现代技术手段,兼具实用功能与审美的双重空间价值,为消费者提供了较好的观影体验。在空间表征方面,与近代电影院激烈的多元权力博弈不同,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电影院由国内外政治的博弈空间逐渐转变为国家对国产影片与电影院的精细化管制空间,使电影院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2）在表征空间方面,休闲与仪式是电影院空间的具体表征,是电影院空间生产逻辑中最显性的要素。作为城市休闲空间,电影院为人们提供了“逃离”的乌托邦式空间,使其暂时与生活的“日常性”分离;同时,现代电影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阶层隔阂,褪去以往阶层、身份、社会地位的浓厚色彩,使社会大众以平等的姿态共同寻求自我发展。（3）电影院既是个人仪式空间也是集体仪式空间。对于个体而言,其对电影院的感知、与影片的互动、对影院氛围的体验千差万别,在独立的空间位置上与影片发生的精神交流与互动不受外界打扰,这些均是个人观影仪式感的来源;对于集体而言,电影院为熟人与陌生人提供了一个暂时集聚的空间,集体情绪实现同步,产生共鸣。特别是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相较乡土社会强调集体性的生活方式,城市长期隔绝的环境和社交方式更容易使人们在电影院找到群体性生活、参与仪式活动的集体归属感。

事实上,电影院空间的休闲与仪式表征并非完全独立和分离。首先,电影院作为休闲空间,在经营者和消费者的仪式建构下,成为一个世俗化的仪式空间。其次,电影院中的仪式展演赋予了休闲空间更丰富的内涵,使电影院在城市休闲空间的特殊地位更加凸显。近年来兴起的私人影院、家庭影院等更是对传统影院造成冲击。然而,传统影院在多元休闲空间的挑战中不会面临被替代的危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电影院满足了人们对仪式的需求,并且这种世俗的仪式抹去了繁杂的规矩,人们更乐于接受。

列斐伏尔提出的3个相互关联的空间概念揭示了空间中蕴含的持续互动的过程,将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问题与小尺度的社会互动联系起来思考（Hemmings,Silva & Thompson,2002）。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早期中国电影院的发展演变,将电影院嵌入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探讨,本文侧重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特征讨论电影院的物质空间与权力空间的演变,同时在表征空间中重点刻画人与空间的互动过程,综合时空维度动态展现电影院三元空间的生产过程。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从休闲与仪式视角丰富了空间生产理论中表征空间的内涵与外延,回应了“人们为什么要去电影院看电影”的问题,为空间生产的具化研究和以电影院为代表的城市微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范式。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对电影院的经营管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启示经营者根据消费者休闲与仪式展演的特点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如面对不同的观影对象,根据其观影需求（如社交需要）进行多样化宣传;通过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社会文化需求（如自我发展和对仪式的渴求）,而不仅仅将影院视为单一的休闲娱乐空间。最后,如何在电影院空间的营造中展现地方性、塑造文化自信将是未来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