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地方营造是构建目的地形象、广泛传播地方意义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影响到游客的具身实践方式与情感体验。本文以网红城市淄博作为典型案例，基于扎根理论技术手段，尝试揭示社交媒体地方营造背景下“媒介凝视—媒介朝圣—情感反应”的游客情感体验生成机制。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地方营造是借助社交媒体建构独特地方内涵的过程；媒介在游客情感体验经历的“媒介凝视—媒介朝圣—情感反应”过程中起催化作用；游客通过“媒介凝视”接收其他主体塑造的地方形象，并参与到社交媒体的讨论之中，产生对旅游地的想象和期待，激发媒介“朝圣”动机；当游客在场体验时，基于媒体构建的符号和自身经验，感知地方物质空间和人文空间，巩固对地方意义的解读，加强与目的地的联结；在互动过程中，游客随着参与程度和对地方理解的不断加深，其身体情感和地方情感会得到升华。本研究揭示了媒介在地方营造中的作用，旨在为社交媒体时代网红旅游地的构建与传承地方意义提供启示，并深化有关游客体验的理论探究。

在旅游研究领域，难忘旅游体验是评估旅游体验的一个较为流行的视角，有学者为此研发了相关量表，可以在多种旅游情境中应用，但依然存在一些争议。对此，本文试图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和计量分析方法，深入探究国外关于难忘旅游体验的研究进展，包括定义、辨析、脉络、测量、维度、前因及后效等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研究发现：（1）难忘旅游体验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足够被长期记忆的游后体验，其对游客未来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2）研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批判发展期4个阶段。（3）当前，难忘旅游体验的测量主要依托4种方法，本研究对这些方法的适用条件进行了深入分析。针对Kim、Ritchie和McCormick（2012）所开发的七维量表及其在实证文章中的使用情况，本文发现享乐、参与、新奇和意义是能预测游客行为最普遍的维度，同时指出了一些可能的新维度，包括社会交互、感知偶然性、负面感觉和快乐。（4）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聚类分析，本文识别出“MTE前沿”“MTE建模”“文化遗产旅游与体验共创”“目的地属性与体验管理”“MTE与幸福感”五大研究主题；聚焦实证类研究，系统总结了难忘旅游体验的驱动因素、作用效果和作用机制等。（5）针对未来研究方向，本文提出6点展望：开展面向广泛人群的特定记忆结构研究，加强对消极MTE的关注，推动记忆特征量表的应用，拓展MTE的作用效果研究，构建记忆管理理论框架和促进服务主导逻辑的融合发展。

旅游具身体验是近年来旅游研究中的热点话题，但是体育赛事情境下的旅游具身体验鲜少被探讨。体育赛事旅游兼有体育旅游、节事旅游的综合属性，其旅游体验的特征及内部构成亟待进一步探索。本研究以广州马拉松赛为案例，尝试从具身视角出发探索参与型体育赛事中参赛者的旅游体验，综合利用访谈、网络文本数据、日记等文本材料，采用主题分析编码并结合IPA分析，探索具身体验在参与型体育赛事中的构成特征和内部因素。研究发现，参与型体育赛事下的旅游具身体验遵循“参赛者身体—赛事情境—氛围互动”的机制框架，具身参与赛事程度经历了从低到高再降低的过程，赛事身体体验、赛事情感体验、城市空间感知、赛事反馈构成了旅游者的具身体验。本研究有助于拓展旅游体验的应用范围，为体育赛事组织者提供办赛参考。

乡村民宿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发展前景广阔，但现阶段存在投资泛化、过度商业化等问题，亟须科学引领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在厘清我国乡村民宿供需特性的基础上，探索引导乡村民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从单体民宿生产经营选择与民宿集聚发展后目的地响应两个视角，提出乡村民宿应坚持生产规模的适宜性选择、特色生产中的多维“乡村性”选择、经营服务的生活性选择、“非标”生产的“标准化”选择以及产业集聚发展后社区要素的共享选择。本文还探索性地构建“四层五维”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社会效应评价体系，拓展和细化了“人—地—业—治”逻辑框架，对实现民宿产业与乡村旅游社区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等多重社会效益具有一定指导价值。

文旅融合政策对于推动我国文旅产业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通过量化评价文旅融合政策，为后续文旅融合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参考。本研究选取我国各级政府历年来颁布的87份文旅融合政策文本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政策工具X与政策目标Y两个维度的分析框架，采用NVivo 11软件对文旅融合政策的文本内容进行系统性量化评价与分析。研究发现，从政策工具维度看，政府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其中，学习工具、能力工具和激励工具的使用频率较高，而符号和规劝工具及权威工具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从政策目标维度看，政府在推动文旅融合方面所设定的目标较为均衡。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地区的文旅融合政策存在针对性不足、缺乏地方特色的问题。地方文旅部门应优化文旅融合的政策供给，进一步调整政策工具配比，提升政策的匹配性、协调性和针对性，同时注重挖掘和弘扬当地文化，凸显地方特色，制定更具针对性与特色化的政策措施。

新质生产力作为驱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动能，其实质是“技术—生产要素—产业”协同创新驱动旅游业从追求数量增长转向价值提升的结果。本文系统梳理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级化进程的演进逻辑，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框架，阐释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与协同创新机理，并以《印象·刘三姐》实景演艺为典型进行案例研究，解析了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生产要素—产业”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发现：技术创新通过数字化赋能路径实现生产要素的帕累托改进，有效降低边际成本并扩大规模经济效应，进而催生出“要素租金”这一新型价值形态；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机制触发产业组织形态的结构性变革，形成“结构红利”效应，释放出产业升级势能；产业创新通过纵向价值链延伸与横向业态融合的双重路径，形成熊彼特式创新效应，打破传统市场均衡状态和路径依赖，形成良性竞争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最终形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生产要素—产业”协同创新闭环系统结构。

全域旅游正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本文利用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2011—2024年我国全域旅游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近14年来，我国全域旅游研究经历了缓慢萌芽期、起步探索期和蓬勃增长期3个阶段，研究热度逐步升高；（2）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内涵解析、影响与效应、发展对策等方面，虽然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研究核心和理论体系仍有待完善。基于对文献的梳理，本文进一步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可能集中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方面，并从这些视角提出发展全域旅游的对策，以期为我国乡村振兴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后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核心特征，正确理解后现代背景下乡村性特征的转变关乎乡村旅游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在乡村性与后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构建后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湖北省双泉村、黄花沟村、雨霖村为案例地，运用熵权法计算各维度和指标权重，对后乡村性指数进行验证。研究发现：（1）后乡村性指标体系包括乡村“新移民化”、乡村“再地方化”等6个维度，以及流动人口、旅游就业、游客满意度等19个指标；（2）各维度对后乡村性指数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乡村“再地方化”对乡村旅游的后乡村性指数影响最大，其次是“居住到栖居”，文化城市化影响最小；（3）双泉村后乡村性最强，黄花沟村次之，雨霖村后乡村性最弱。后乡村性指数的构建对于指导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解析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与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剖析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研究认为：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特征体现在数据要素驱动文旅资源创新性开发、数字技术嵌入文旅产品沉浸式创新、数字平台支撑文旅业态智能化打造等方面；数字化转型由萌芽转向发展继而加速的阶段演进过程，数字技术为基础-产业组织为主体-发展环境为保障的理论框架，在国家战略高度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产业发展深度上凸显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在社会生活广度上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要求，分别构成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最后，本文从提升数字技术的基础作用、增强产业组织的主体作用、优化发展环境的保障作用等方面提出推进路径，为加快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思考与路径参考。

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关键新质生产力。本文基于形式—内容二元逻辑，从创新理论的视角对40余年来文旅融合背景下的中国文旅创新演化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研究表明，在社会环境、科技进步与市场需求的共同推动下，中国文旅创新实践在创新层面上实现了从根创新、域创新到维创新的迭代升级，在创新类型上呈现出形式创新与内容创新的二元融合特征。具体而言，文旅创新经历了从早期内容与形式的二元统一，到中期以内容创新为主导、后期以形式创新为主导，再到当前内容创新重新占据主导的模式转型。本文借助产业价值链分析工具，对文旅内容生产及创新流程进行深入解析，揭示出维创新层面下的内容创新是当前文旅创新活动的主导模式，其中“创意引领+科技赋能”的文旅内容创新双轨协同机制是驱动文旅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对研究不同类型与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聚焦21世纪以来国内外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成果，借助CiteSpace软件，从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搜集并筛选出699篇中英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中英文文献数量差异较大。与中文文献总体波动下降的趋势不同，国际上关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持续趋热，并于2022年达到高峰，其中来自中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学者发文较多。（2）国内外研究热点存在较大差异。国内研究聚焦在概念辨析、影响因素、阶段判定、旅游开发与运营策略探究等方面，国外更侧重旅游地的再生与转型、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旅游新业态等。（3）近年来国外在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与学科视角上更为多元化。最后，本文提出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数据来源多元化、社区参与行为、旅游地再生及转型和空间重构现象等方面。

数字经济在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供需双重视角切入，以创新能力和市场需求作为中介变量，选取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2）数字经济对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融合发展的促进效应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中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效应不显著；（3）存在“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或市场需求→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中介传导路径。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1）加强文化旅游产业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应用；（2）重视数字营销在激发市场消费需求中的作用；（3）鼓励并支持数字创新，以推动文化旅游产品创新；（4）关注数字经济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异质性特征。该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对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中的潜在红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针对非遗旅游发展进程中相关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出现的利益分配失衡、非遗传承人参与度低等制约融合发展与价值共创的问题，本文构建了旅游企业与非遗传承人的价值共创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引入成本分担与奖惩机制，探索协调旅游企业与非遗传承人的价值共创行为的有效路径，这对促进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结果显示：非遗旅游融合价值共创行为受协同收益与分配比例、融合发展成本、溢出收益等因素显著影响；当双方融合成本、协同收益与溢出收益满足特定条件时，引入成本分担机制可显著提升价值共创实现概率；在成本分担机制基础上引入奖惩机制，能有效促进博弈双方价值共创的协同，其中，政府补贴与政府罚款均正向影响博弈双方的融合发展行为，且当协同收益大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的溢出收益之和时，违约金能有效推动非遗旅游融合价值共创的实现。

随着怀旧情怀型消费的悄然兴起，乡村民宿作为体验乡村生活的典型场所，已成为游客远离城市喧嚣、寻找心灵慰藉的重要情感空间之一。基于此，本研究以怀旧型乡村民宿为研究对象，严格遵循量表开发的规范程序，开发并验证乡村民宿游客怀旧情感的测量量表。研究一基于文献研究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演绎、梳理并归纳总结了怀旧情感的内涵，构建初始题项库；研究二借助实证研究方法，探索并验证量表的维度结构；研究三引入真实性和行为意愿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量表具有良好的校标效度。通过以上3项循序渐进的研究，最终开发出包含人际怀旧、个人怀旧、意象怀旧和历史怀旧4个维度、16个测项的乡村民宿游客怀旧情感量表。本研究为乡村民宿游客怀旧情感的测量提供了客观、标准化的研究工具，同时为怀旧型乡村民宿的经营提供实践建议。

增进旅游地居民福祉既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近些年来国内外旅游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在对幸福感、生活质量及福祉概念内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对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检索并筛选出的197篇有关旅游地居民福祉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1）旅游地居民福祉研究从主客观视角出发，其核心涵盖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两大关键变量，通过建构兼顾个体层面和社会系统的理论框架体系，全面衡量居民生活状态，助力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旅游地居民福祉的研究历程可划分为萌芽起步、渐进发展及快速增长3个阶段；（3）现有研究的主题主要聚焦于旅游地居民福祉测度与评价指标构建、旅游地居民福祉的影响因素、旅游业发展与居民福祉的关系、旅游地居民福祉的异质性等4个方面。目前，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已从旅游业发展与居民福祉之间的单向作用，逐步转向对二者双向互动关系的探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深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取向、纳入动态性分析、重视居民福祉中人与非人因素的多重互动关系、拓展和细化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场景等主题并细化研究内容，从而为旅游地居民福祉研究理论框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支撑。

乡村旅游是实践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大学生投身乡村旅游创业有利于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提升乡村旅游产业水平，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本研究基于创业资源禀赋理论，以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为调节变量，乡村旅游创业自我效能为中介变量，构建大学生创业资源禀赋与乡村旅游创业意向关系模型，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心理资本对大学生乡村旅游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乡村旅游创业自我效能在家庭支持与乡村旅游创业意向之间以及心理资本与乡村旅游创业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调节大学生乡村旅游创业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

信息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研究借助2006—2019年我国59个重点旅游城市数据，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信息基础设施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与空间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提升效应，经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信息基础设施通过带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异质性检验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带给旅游经济的提升效应因地理位置、城市地位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在东部城市与非省会城市较为凸显；信息基础设施对邻近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以邻为伴”的空间旅游经济效应。本文结论为充分利用信息基础设施推动旅游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在当前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创新成为展览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传统创新机制，较少关注数字化情境下展览企业的组织创新氛围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以双元创新理论为基础，构建包含数字赋能的分析模型，通过实证研究探究组织创新氛围对双元创新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组织创新氛围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2）组织创新氛围通过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影响创新绩效；（3）数字赋能正向调节组织创新氛围和双元创新的关系，其中，分析能力强化组织支持对利用式创新的正向影响，连接能力显著调节团队协作与利用式创新的关系。本文拓展了双元创新在数字化情境下的应用场景，为展览行业企业构建创新氛围、提升数字化能力与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

旅游权利是旅游伦理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国家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在针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方面明确提出了“平等”“参与”“共享”等核心理念，并倡导通过推动包容性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具体到旅游领域，弱势群体在参与旅游活动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导致这部分群体的旅游权利易遭受排斥。现有关于弱势群体旅游权利的研究，多聚焦于权利的法律规范层面，较少探讨权利的正当性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将弱势群体的旅游权利上升至公平正义层面，从“消除排斥”的消极性维度和“促进共享”的积极性维度两个方面具体阐释包容性视角下弱势群体旅游权利的伦理维度、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其中，消极性维度要求减少或消除相关弱势群体参与旅游活动面临的主体性与结构性障碍，积极性维度则要求相关责任主体在“促进包容性民主决策”“塑造旅游空间的正义性”“吸纳弱势群体参与旅游生产”等方面承担相应责任。

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核心的“数据驱动”范式虽极大地提升了旅游研究的经验广度与宏观视野，但其固有的方法论局限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从“分析智能”向“生成智能”跃迁，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根本性变革。本文指出旅游研究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型，即从以分析历史数据关联为核心的“数据驱动”范式，转向以深度理解、交互推理和多智能体模拟为特征的“智能生成”新范式。文章首先回溯了“数据驱动”范式在语义理解、因果推断、模拟能力和理论构建上遭遇的“天花板”，随后深入剖析了AI大模型所具备的上下文深度理解、可控生成、交互式推理与生成式智能体四大核心能力，并将其视为新范式的技术基石。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详细阐明了新范式如何对旅游研究的全生命周期进行系统性重塑：研究问题从解释“事实”转向探索“可能性”；数据分析从挖掘“关联”升级为生成“推理”；理论构建从静态归纳演变为动态的“计算实验”；研究成果也从单向的文本输出转变为可交互的“知识系统”。这标志着研究者的角色正从数据的“解释者”转变为思想实验的“设计者”。最后，本文展望了新范式带来的机遇与伦理挑战，并提出一个面向未来的研究议程，旨在推动构建更具前瞻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旅游科学。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诸多酒店引入机器人与员工合作生产。人机合作的目的在于将员工从简单重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其有更多时间从事具有创造性和情感性的工作。然而这一目标能否实现，仍缺乏理论研究。本文基于JD-R模型，探索人机合作生产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通过对382位酒店一线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人机合作生产正向影响创新绩效，挑战性评估和工作投入在此过程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发展型人力资源实践正向调节人机合作生产与挑战性评估、工作投入的关系。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人机互动和员工管理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上对酒店管理者如何更好地利用机器人技术和员工的人力资本进而提高创新绩效具有一定的启示。

在乌卡时代，旅游企业面临多重不确定性挑战。本研究基于对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甲居藏寨和中路藏寨的旅游小微企业的考察，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揭示其韧性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危机事件激发组织韧性，促进动态能力（环境适应、资源整合、学习创新）和资源拼凑（人力、实物、技能、市场、制度、文化）形成循环互动双轮驱动机制，共同塑造减轻损害、生存恢复和超越原状三层次结果。本文破解了动态能力与资源拼凑的非线性互动关系，扩展了资源拼凑理论框架，并特别增加了文化拼凑维度，揭示了“一体两翼”资源整合模式、“借力借势”能力补偿等5个小微企业特有韧性机制，为同类企业应对危机提供了新视角，对提升生态脆弱地区的旅游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乡村旅游集聚区是新时期乡村旅游规模化、扩张化及规范化发展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但对其发展过程及逻辑机理进行剖析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现场观察，结合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法剖析“自上向下”和“自下向上”两个典型乡村旅游集聚区案例的发展历程，尝试探明乡村旅游集聚区的演化阶段、影响因素及逻辑机理。本文基于“过程辨识—驱动因素—机理剖析”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将乡村旅游集聚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缘起、成长、巩固和示范4个主要阶段，识别了政府驱动、资源禀赋、经济效益、人为因素和偶然因素等乡村旅游集聚区发展的重要动因；厘清了“政策牵引+市场需求+乡村发展”三重理性的乡村旅游集聚区发展内在逻辑，理顺了“自发—引导—规范—扩散”和“仿制效应—创新扩散—迭代更新”两条乡村旅游集聚区的典型形成机制，构建了演化阶段—影响因素—逻辑机理的整合模型。本文拓展了乡村旅游集聚区的学理基础，旨在为乡村旅游集聚区的统筹规划和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及实践参考。

随着旅游发展中的空间异化、空间区隔等非均衡问题不断涌现，旅游空间正义逐步受到重视。文章以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数据源，对国内外旅游空间正义研究进行回顾，利用图表可视化方法呈现该领域的发展进程及研究内容，进行述评并提出研究前瞻。本研究发现：国内外将空间正义引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历史不长，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波状起伏与稳步发展3个阶段；旅游空间正义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差异化的主体诉求、空间非正义现象、旅游空间正义实现路径等方面，对其具体要求、生成逻辑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现有研究方法以质性研究居多，缺乏探索性、验证性等量化研究，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强化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加强实证研究检验；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旅游空间生产与旅游空间正义的关系，深化旅游空间非正义问题研究，以增强旅游空间正义理论的实践指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