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年份）
Researcher （Year） | 文化距离计算方法
Calculation Method of Cultural Distance |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 | 研究对象Research Object | 研究问题
Research Problem | 主要研究结论
Main Research Conclusions |
| 客源地Departure | 目的地Destination |
| Jackson（2000） | Hofstede文化维度 | —— | 澳大利亚的出入境游客 | CD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 | 澳大利亚人会选择与本国文化背景相似的目的地,该国也会吸引文化相似的他国游客 |
| Jackson（2001） | 文化多样性指数 | 相关分析 | 环太平洋地区21个国家的出境游客 | CD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 | CD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真正对其起作用的是客源国特定的文化特征 |
| McKercher和Chow（2001） | 基于国别/历史/文化/语言等因素的CD聚类测量 | 相关分析 | 3个亚洲国家/
地区和3个西方国家/地区 | 中国香港 | CD对不同国家游客文化旅游活动参与的影响 | 来自CD大的国家的游客相较于CD小的客源市场对参加文化旅游更感兴趣 |
| Crotts（2004） | UAI得分之差 | 回归分析 | 美国 | 26个非美国国家 | 国家文化差异对海外旅行行为的影响 | CD对旅游者行为影响不显著 |
| Suh和Gartner（2004） | 基于国别的CD聚类测量 | 回归分析 | 欧洲、北美、日本 | 韩国首尔 | 国际城市旅行者偏好与旅游者行为的关系 | 空间距离可以用来代替CD,来自近地的游客倾向于考虑城市旅游更多的“有形”属性,来自远方的游客则认为“无形”属性最有价值 |
| Crotts和McKercher（2006） | 通过PCD测量并参考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ICI/PDI得分 | 回归分析 | 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4个国家 | 中国香港 | CD对首次到访中国香港的国际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的影响 | 采用包价旅游形式的高CD国家的游客和独立自由行的低CD国家的游客,具有更高的满意度和重游意愿 |
| Ng、Lee和Soutar（2007） | KS指数/聚类文化距离指数/语言距离/文化多样性指数/PCD | 相关分析 | 澳大利亚 | 英国、美国等11个
国家 | CD对澳大利亚游客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 旅游者对不同目的地国家的出游意愿与CD呈负相关 |
| 赵宝春和田志龙（2008） | 基于国别的CD聚类测量 | 方差分析 | 中国出境游客 | CD和目的地发达程度对中国游客出境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 一致偏好CD大的目的地,人文景观感知程度高（低）的游客较愿意选择欠发达（发达）目的地 |
| 钱晓慧（2008） | PCD测量 | 相关分析 | 中国出境游客（日本、英国、新加坡等6国）
中国国内游客（黄山、杭州、张家界、成都、昆明） | PCD对中国出境游客/国内游客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 PCD对于国内游客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作用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而出境游客更加偏好文化距离中等的目的地 |
| Kastenholz（2010） | 基于国别的CD聚类测量 | 回归分析 | 葡萄牙、西班
牙、英国等 | 葡萄牙北部 | “文化亲近”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 来自文化亲近度适中的客源地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评价最高 |
| Moufakkir（2011） | 主观经验判断 | 质性分析 | 德国和部分亚洲国家 | 荷兰 | PCD在东道主凝视中的调节作用 | 主客之间的CD越小（大）,游客对感知到的不端行为的容忍度越低（高） |
| Yang和Wong（2012） | KS指数 | 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8个国家 | 中国 | CD对中国入境旅游流的影响 | CD对入境旅游流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UAI具有调节作用 |
| Ahn和McKercher（2015） | 改进的KS指数 | 回归分析 | 日本、加拿大等17个国家 | 中国香港 | CD对访港国际游客行为的影响 | 游客概况、景点和满意度变量与CD显著相关,而游客量、旅游概况和大部分支出变量与CD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
| 杨旸、刘宏博和李想（2016） | 马氏距离 | 相关分析 | 中国和日本的出境游客 | CD对旅游者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 日本居民在过往和计划前往目的地的选择上都显著偏好与日本文化总体差异大的国家,但中国大陆居民在出境目的地选择上受CD的影响较小 |
| 周玲强和毕娟（2017） | KS指数 | 回归分析 | 中国入境游客 | CD对国际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 | CD与国际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之间呈现出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且中国对与中国CD值为3.6左右的国家居民最具吸引力 |
| Fan、Zhang和Jenkins等（2017） | PCD测量 | 结构方程模型 | 到访内地的香港游客 | 旅游情境中主客互动对PCD的影响 | 接触质量对游客的PCD产生负面影响,社交型接触对PCD有负向影响,服务型接触对PCD有正向影响 |
| Bi和Lehto（2018） | KS指数 | 相关分析 | 中国出境游客 | CD & PCD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 | CD和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关系为倒U形曲线,中国游客出境旅游的最优CD为2.875 7 |
| Aydın和Sezerel（2018） | 结构性访谈 | 质性分析 | 17位旅游博主的博客 | CD对游客国际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 CD是旅行动机和目的地选择之间的调节变量,地理距离的增加会影响人们对CD的感知 |
| Azimi 和Hanser（2018） | 基于国别、文化等因素的CD聚类测量 | 模糊定性比较分析 | 南亚、东北亚和中东的5个国家的入境游客 | 民族文化差异对亚洲和中东游客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 文化价值观和CD会影响游客行为,且CD越大目的地选择的意愿更大 |
| Yang et al.（2018） | 马氏距离 | 回归分析 | 中国大陆出境游客 | CD对中国大陆游客国际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 CD效应具有相当大的个体异质性,多数情况下CD的正负效应在中国居民中并存 |
| Liu、Li和Cárdenas等（2018） | PCD测量 | 回归分析/相关分析 | 中国大陆出境游客 | PCD对国际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 PCD对国际目的地选择没有重大影响,但在文化动机调节下,PCD对文化动机水平较高的受访者的目的地选择产生积极影响,而对文化动机水平较低的受访者产生负面影响 |
| Yang et al.（2018） | KS指数 | 回归分析 | 94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国际旅游流 | CD对国际游客流量的影响 | CD对国际游客流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具有历史殖民联系的国家之间影响更小 |
| 王丽、王诚庆和孙梦阳（2018） | KS指数 | 回归分析 | 62 个国家和地区 | 中国北京 | CD对北京入境游客时空行为的影响 | CD对游客停留时间、游客来京月份、游客访问景点数量及偏好有显著影响 |
| 刘祥艳、杨丽琼和吕兴洋（2018） | KS指数 | 回归分析 | 中国 | 99 个国家和地区 | CD对中国出境旅游流的影响 | CD对中国出境旅游的影响呈U形的非线性关系 |
| Bi和Gu（2019） | PCD测量 | 结构方程模型 | 中国出境游客 | CD对国际游客旅游意愿的影响 | CD通过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国家的新颖性感知和风险感知来双向影响游客的旅游意愿 |
| Moufakkir（2019） | 主观经验判断 | 质性分析 | 中国 | 英国（伦敦唐人街） | CD对主人凝视和主客交往的影响 | CD以不同的方式调节了主人的凝视,影响了游客对文化的刻板印象与游客的旅行方式 |
| Yu、Li和Xiao（2020） | PCD测量 | 结构方程模型 | 非杭州居民或非本地人 | 中国杭州 | PCD与游客存在主义真实性的关系 | PCD与存在主义真实性无关,存在主义真实性与享乐主义、幸福感呈正相关 |
| Manosuthi、Lee和Han（2020） | KS指数/Kandogan指数 | 结构方程模型/潜增长模型 | 美国等9个长途市场和日本等8个短途市场 | 中国香港 | 距离（地理距离和CD）对在中国香港的国际游客行为的影响 | CD对游客行为有显著影响,但在整个市场中,物理距离对游客需求的影响明显高于CD |
| Jackman、Lorde和Naitram等（2020） | 基于语言距离的测度方法 | 回归分析 | 144个国家游客 | 巴巴多斯 | 地理距离、CD、异地关系距离、经济距离和气候距离对游客停留时间的影响 | 游客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随地理距离、CD和气候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而与经济距离呈负相关 |
| Fan、Qiu和Jenkins（2020） | PCD测量 | 结构方程模型/质性分析 | 上海、北京、杭州、重庆 | 中国香港 | PCD在社会接触中介下对旅游态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 PCD可直接和通过更多社会接触间接影响游客的旅行态度 |
| Liu、Fan和Qiu（2021） | 马氏距离 | 回归分析 | 全世界范围内72个目的地（地区） | CD对旅游需求的影响 | CD与旅游需求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旅游需求对CD变化的敏感度较低;CD对旅游需求的影响因时间、客源市场、旅游线路受欢迎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