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方法
Measurement Methods | 指标类型a
Indicator Type | 维度/指标
Dimension/Indicator | 代表文献
Representative Literature | 研究领域
Research Field | 备注说明
Remark Column |
PCD
多维测量 | 形成型 | 10维度：气候、服饰、语言、受教育水平、食物、宗教信仰、物质享受、休闲、家庭结构与家庭生活、亲属关系/恋爱与婚姻 | Babiker、Cox和Miller（1980） | 跨文化交流 | 最早的PCD量表,对后续研究影响重大 |
| 形成型 | 12维度：食物、气候、衣着、价值观等 | Ward和Kennedy（1992）
Ward和Kennedy（1993） | 跨文化交流 | Ward的PCD量表根据Babiker、Cox和Miller（1980）的CDI提出 |
| 形成型 | 10维度：气候、服饰、语言、教育、饮食、宗教、生活条件、休闲、家庭结构、恋爱与婚姻 | Mumford和Babiker（1998） | 跨文化交流 | 在Babiker、Cox和Miller（1980）提出的CDI的基础上修正改进 |
| 反映型 | 3维度（TPCD）：文化保留、行为特征、社会特征 | Fan、Zhang和Jenkins等（2017） | 旅游 | 作者新开发量表,前期进行了访谈、编码、专家意见征询,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
| 反映型 | 4维度（TPCD）：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生活安排、言语交际 | Lee、Chen和Liou等（2018） | 旅游 | 作者声称其TPCD是根据Spradley和Philips（1972）的文化再适应评定量表（cultural readjustment rating questionnaire,CRRQ）改进的 |
PCD
多维测量 | 反映型 | 3维度（TPCD）：TPCD1（世界观、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俗、卫生标准、服装）;TPCD2（文化活动、宗教信仰、食物、娱乐活动、朋友之间的互动、生活节奏）;TPCD3（家庭生活、陌生人之间的互动、语言、生活水平、文明程度） | Yu、Li和Xiao（2020） | 旅游 | 此量表根据Ward和Rana-Deuba（1999）的适应指数改编,并增加了Fan、Zhang和Jenkins等（2017）的3个PCD指标 |
PCD
单维测量 | 反映型 | 1题项：根据受访者对两个国家文化差异的看法对目标国家进行PCD远近排序 | Boyacigiller（1990）;Rao和Schmidt（1998）;Ng、Lee和Soutar（2007） | 跨文化管理、旅游 | — |
| 反映型 | 4题项：语言、一般性的商业惯例、政治与法律制度、市场基础设施 | Lee（1998） | 跨文化管理 | 作者混淆了心理距离和文化距离,在Johanson和Vahlne（1977）的心理距离的基础上提出具有4个指标的PCD量表,并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
| 形成型/反映型 | 8题项：必须要遵守的日常习惯、一般生活条件、医疗系统的使用、所在国家的交通系统、一般生活成本、食物的种类与质量、气候、一般居住条件 | Black和Stephens（1989）;覃玉荣和周敏波（2013）;王泽宇、王国锋和井润田（2013）;蔡妤荻（2018）;Stoermer、Lauring和Selmer（2020） | 跨文化
交流/跨
文化管理 | Black和Stephens（1989）最早使用cultural novelty表达文化差异程度,并根据Torbiörn的研究发展出包含8个题项的量表,部分后续研究者直接将其表述为PCD量表 |
| 形成型 | 6指标：宗教与仪式、价值观念、信仰、规范、风俗、开展业务的方式 | Chen、Kirkman和Kim等（2010）;胡善贵、曹瑞斓和刘芳等（2017） | 跨文化管理 | 作者根据Shenkar（2001）对文化距离的定义,结合Adler的理论提出包含6指标的量表,但没有展示量表开发验证过程 |
| 形成型 | 14题项：事务、语言、生活节奏、文化信仰和规范等 | Cheng和Leung（2013） | 跨文化管理 | 此量表根据Ward和Kennedy（1993）的文化适应指数修改而来 |
PCD
单维测量 | 反映型 | 5题项：种族、民族、语言、风俗与文化、宗教信仰 | Sharma、Tam和Kim（2012）;Tam、Sharma和Kim（2014）;Sharma和Wu（2015）;Ang、Liou和Wei（2018） | 跨文化管理 | 作者声称根据Sousa和Bradley（2006）的心理距离量表以及Ng、Lee和Soutar（2007）的研究成果编制,这显然是不太严谨的做法。Sousa和Bradley（2006）原文的目的正是指出心理距离和文化距离并不等同,而Sharma等人在后续研究中把Sousa和Bradley用于测量心理距离的量表当作文化距离量表使用 |
| 形成型 | 12题项：气候、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活、便利性、饮食、家庭生活、社会规范、价值与信念、人与人的关系、友情、语言 | Demes和Geeraert（2013） | 跨文化交流 | Demes和Geeraert（2013）在文中开发的感知文化距离量表和社会文化适应量表是相同的,仅对问题的题干表述进行了区别,该量表主要基于以往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和文化距离指数CDI进行开发 |
| 形成型 | 15题项：母语、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等 | Mahfud、Badea和Verkuyten等（2018） | 跨文化交流 | 作者声称自己的PCD量表是根据Babiker、Cox和Miller（1980）以及Triandis（1994）等人的研究提出的 |
| 反映型 | 1题项：被试者回答的感知文化差异程度 | Drogendijk和Slangen（2006）;Liu、Li和Cárdenas等（2018） | 跨文化管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