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指个人接触和感觉到的事情,即通过参与某件事情或活动而产生的主观情绪状态（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2018）。黑色旅游体验是游客在游览特定灾难景观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参与、感受等多种形式形成的涉及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性概念,是游客心理、生理属性与旅游地灾难景观的相互作用过程（Biran,Poria & Oren,2011）。不同类型的游客会对旅游目的地景观产生不同的阐释和感知（Gnoth,1997）,并以此形成经验“记忆”;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及景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游客的体验内容（苏勤,2004）,如博物馆带来的教育体验、自然类观光地带来的愉悦身心体验等。

黑色旅游是一种特殊的体验行为,是游客参观涉及灾难、死亡、恐怖等特殊主题事件的行为（Cohen,2011;Stone,2011;Stone,2012;陈星、张捷、卢韶婧等,2014）,包括参观名人故居、墓地以及自然灾难遗留景观等。游客通过与灾难景观的互动,由感知、认知等心理活动构建一个后现代的道德空间（Stone,2009;方叶林、章尚正、毛玲玲等,2011）,从而获得不同于传统旅游活动的体验。该类体验会受黑色旅游者与灾难发生地之间情感联系的影响,如Beech（2000）认为研究黑色旅游者应该注意区分“普通”与“特殊”游客,两者参观灾难型景观的动机具有差异性;Biran、Poria和 Oren（2011）指出黑色旅游者与灾难发生地之间的联系还包括灾难型景观对游客的个人意义,如强烈的归属感。

本研究以前往“5·12”汶川地震北川遗址景观参观的游客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以收集游客体验信息,并通过因子分析定量判定黑色旅游者体验的相关维度;运用聚类分析将游客按特定旅游动机进行分类,并采用事后分析检验不同体验内容在游客分类中的差异性,以期对该领域定量研究作补充,并为自然灾害型景区的开发和管理提供借鉴。

不同旅游动机的游客会产生差异性体验,尤其是黑色旅游行为。学者对黑色旅游定义的阐释,多从旅游行为或动机层面进行总结性说明而未考虑游客属性。众所周知,旅游行为产生包括主体和客体,两者缺一不可。一些学者（Shin,2001;Yan,Zhang,Zhang,et al.,2016）尝试从人地相互作用的角度阐释黑色旅游行为产生的原因,虽兼顾了行为的主体和客体双方,但未涉及黑色旅游者的界定。究竟什么样的游客可视为黑色旅游者呢?对此问题的学术关注点在于黑色旅游行为产生的动机,即游客是否为了寻找一种与死亡相关的非寻常体验,这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界定黑色旅游者的关键因素。部分学者认为并不是所有参观黑色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均可视为黑色旅游者（Stone,2008）,也有学者借鉴图谱理论（Seaton,1996;Raine,2013）认为,参观黑色旅游景点的游客群体存在或多或少的“非黑”或“灰色”旅游动机,并将这部分参观黑色旅游目的地的动机囊括在黑色旅游动机框架之下（笔者暂且称之为广义黑色旅游动机）。还有学者指出拥有“非黑”或“灰色”旅游动机的游客大部分参加的是“捆绑式”旅行（Raine,2013）。Walter（2009）认为参观“被娱乐化”的黑色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其动机并非完全与死亡相关,Slade（2003）也指出受好奇动机驱动的游客往往对事件本身或对当地建筑感兴趣,如泰姬陵的吸引力源自其形态之美及其象征作用,其与死亡相关的功能（如缅怀）反而被弱化。故从动机层面讲,并不是所有参观黑色旅游目的地的游客均可称为黑色旅游者（Biran,Poria & Oren,2011）。从体验层面讲,Cohen（1979）发现神圣空间中以娱乐或休闲为目的的游客很难体验到其神圣性,而黑色旅游地是一种被世俗化（Stone,2008;Kidron,2013）和被商业化（Wight,2006;Stone,2009）的神圣空间,有多种体验共存的特点。上述观点均与Beeho和Prentice（1997）所提及的黑色旅游目的地兼具教育和娱乐双重体验的观点一致。因此,黑色旅游者被广泛地理解为朝圣类游客（Lennon & Foley,1999）。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态度,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黑色旅游动机应该是区分于一般享乐旅游动机的特殊体验诉求,具有该类动机的游客往往出于悼念死者、教育后代或对灾后情况好奇等特殊体验目的^①(①此处特殊体验诉求主要涉及与死亡相关的动机,不包括娱乐、审美等附属动机。)。如游客专门参观美国纽约世贸大厦遗址时被视为特殊的悲痛旅游者（或黑色旅游者）,但游客游览百老汇歌剧和帝国大厦顺便参观世贸大厦遗址时则应被视为“普通游客”^②(②详见http：//www.grief-tourism.com/grief-tourism-definition。)。

综上,本研究认为可从游客主观认知及判断层面来区分黑色旅游者与非黑色旅游者。不认同其旅游行为是黑色旅游的游客,会比较关注诸如“是否和亲人度过了愉快的一天”这类问题;而一些商业化比较严重的黑色旅游目的地的“娱乐功能占到了很大比例”（Wight,2006;Stone,2009）。这些观点从侧面反映了黑色旅游的愉悦性（谢彦君、孙佼佼、卫银栋,2015）,也是对Stone“黑色旅游图谱”的一种回应。然而,“黑色旅游图谱”是基于旅游者与黑色旅游地的利害关系程度构建的,并未从旅游者主观需求角度加以解释。基于此,本研究借鉴已有观点从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及动机层面考虑,认为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去理解黑色旅游者以厘清黑色旅游者内涵。将以特殊体验诉求（如悼念死者、教育后代或对灾后情况好奇等）为目的的游客定义为狭义黑色旅游者,相对的,广义黑色旅游者则涵盖出于任何目的参观与死亡相关景观的游客,包括娱乐目的。

参观及体验与死亡相关的事件发生地早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观看角斗士表演,罗马圆形大剧场则可以认为是第一处黑色旅游景点（Stone,2011）。国外相关研究多从现象学（Stone,2010）、类型学（Stone,2011;Raine,2013）、社会学（West,2010;Cohen,2011）和心理学（Goulding,2013）等角度出发,定性解释黑色旅游体验的类型及具体内容,定量研究文献较少。已有的对黑色旅游体验认知功能的研究,主要关注黑色旅游目的地的学习教育功能（Wight,2007;Stone,2008;王金伟、王士君,2008）,如Cohen（2009）指出黑色旅游目的地具有教育功能,并指出此类教育功能可以从游客个人认知和集体认知角度理解,如对相关事件的关注度、个人观点及国家/民族认同等。此外,Cohen（2009）还认为游客好奇有助于游客认知体验的产生,包括对死亡、事件和其他非死亡相关事物的好奇。在情感上,黑色旅游目的地构建出一种后现代的道德空间（Stone,2009）,带给参观者恐惧、压抑、同情等情感反应,正如Uzzell（1989）认为的情感体验是黑色旅游最主要的功能,而这种体验表现在对目的地或相关事件的主观解释（“热”解释）。换言之,主观解释是情感体验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Ballantyne & Uzzell,1993;Fyall,Garrod,Leask,et al.,2008;Sharpley & Stone,2009）。无论情感还是认知,在Shin（2001）看来都是一种“心理收获”,Kang、Scott和Lee等（2012）通过层次分析将这种“心理收获”量化为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前者包括对事件、场所以及整个民族的情感态度;后者涉及对事件的认知、关注及其他相关观点）,并利用皮尔森相关分析研究动机、获益维度分别与体验的关系。也有一些学者指出黑色旅游目的不外乎体验一种“幸灾乐祸”的情感（Seaton,1996;Mowatt,2011;Kang ,Scott & Lee,et al.,2012;Yan,Zhang & Zhang,et al.,2016）以及凝视那些“死亡”的景观和事件（Kang,Scott & Lee,et al.,2012;Yan,Zhang & Zhang,et al.,2016）。

国内关于黑色旅游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且关于黑色旅游者体验的研究鲜少涉及定量方法。相关内容集中在综述研究（申健健、喻学才,2009;方叶林、章尚正、毛玲玲,2011）、游客动机（Stone,2012）与行为（曾献君、杨瑞、廖兰,2009;向丹阳,2012;王金伟、张赛茵,2016;唐勇、向凌潇、钟美玲等,2018;王金伟、杨佳旭、郑春晖等,2019）、资源产品开发（笪玲、张述林,2009;唐勇、覃建雄、李艳红等,2010;李静,2013）、居民感知（Wang & Luo,2018）等方面。有学者将黑色旅游视为一种情感性旅游,认为其是一个情感供给与需求的过程,并引入共生理论强调大众对旅游客体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黑色旅游发展的社会动力机制（王金伟、王士君,2010）;还有学者运用“感应-认知”原理解释黑色旅游者的行为过程模式,并以此提出资源开发思路（曾献君、杨瑞、廖兰,2009）;个别学者还注意到黑色旅游者体验的非娱乐性特点,提出要从教育和警示两层含义进行探讨（闻志强,2012）。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黑色旅游体验的研究总体上以对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总结、解释为主,方法上偏好定性分析。关于黑色旅游者体验的量化研究和结构化研究成果较少。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根据广义黑色旅游者内涵,将案例地持所有动机的游客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取样,并对样本游客进行分类,探索不同类型游客对案例地游客体验的差异性影响。

“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北川羌族自治县老县城作为地震遗址核心区,灾后原貌被原地保留,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地震遗址景观。该遗址在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宣传地震科普知识、研究地震灾难成因及宣传爱国主义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0年对外开放以来,北川羌族自治县老县城充分发挥了“纪念、展示、教育、宣传、科研”的综合功能。

以往研究认为,灾难型景观具有功能指向性特点,包括认知功能和情感功能。Lennon 和 Foley（1999）等对此进行了描述性解释说明,Biran、Poria和 Oren（2011）在研究游客解说体验时也提及情感涉入和认知功能维度的划分,Kang、Scott和Lee等（2012）,Yan、Zhang和Zhang等（2016）明确了这一划分,根据不同灾难类型景观,分别对游客情感和认知两个层面进行维度划分,并作进一步说明。本研究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将问卷设计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主要包括教育、学习、庆幸和同情维度,各题项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计量（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校正语义含糊不清的题项,最终形成两个层次4个维度12个问题项;第二部分涉及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问卷发放采取实地调研随机抽样并当场收回的方式,调查对象为前往北川地震遗址参观的游客。调研于2014年5月在北川老县城进行,共发放问卷350份,收回322份,其中有效问卷293份,有效问卷率达到90.7%。从数据人口统计学特征看（见表1）：男女比例差距不大,分别占比57.19%、42.81%;年龄在25~44岁的青壮年占比较多,为61.99%;职业方面,学生占比最大,为21.23%;受教育程度以专/本科为主;游客多来自四川省内,客源市场较为集中;月收入在3500元以下的约占65.07%。

信度分析能够有效测试问卷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从而控制和减少随机误差。此方法可作为是否删除某一个问题的依据,能够纠正“题项-总体相关”系数并且提高相应的α值。一般来讲,如果某一问题的“题项-总体相关”系数小于0.30将会考虑删除（Field,2009）。一般认为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的值大于0.7表明问卷可靠性较高,通常的单维测验中,如果α系数大于0.6,则说明其信度有保证,测验可以接受（Yan,Zhang & Zhang,et al.,2016）。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中的主成分方法,是利用最大方差旋转探究多元观测变量的本质结构并对观测变量进行降维处理的计量手段（颜丙金、张捷、李莉等,2016）。EFA能够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核心因子。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巴氏球形检验和取样适合性检定（KMO）测试,以确定问卷观测变量中具有显著相关性的项目数量是否满足因子分析的需要。当巴氏球形检验显著系数p<0.05且KMO≥0.6时才能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且当主成分分析结果中观测变量只在某一个主成分上的因子载荷值大于0.40且项目总体相关系数大于0.30时,方可保留此因子（Yan,Zhang & Zhang,et al.,2016）。

本研究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中的因子分析模块,对旅游者体验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问卷稳定性和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Cronbach’s α介于0.601至0.821之间（>0.6）,总体相关系数介于0.35至0.73之间（>0.3）,说明问卷的整体信度能够达到数据分析的要求。巴氏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和KMO分别为803.93（p<0.05）和0.68（≥0.6）,拒绝相关矩阵不是单元矩阵的假设,说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2）。由于EXP₃只在教育体验维度上因子负载最大（0.393）且小于0.4,故将其删除。删除后的结果显示各因子载荷均大于0.4,累计方差贡献率从63.87%提高到了66.97%,且各项维度的因子载荷均有所提高。

最终确定4个公因子：第一个是与同情相关的体验,主要指“触景生情”,即游客“对死难者的同情”以及“体会到幸存者和经历者的伤痛”;第二个是与庆幸相关的心理收获,即认为自己和亲朋好友因未遭此浩劫“相比之下现在的生活很幸福”等感受;第三个是游客对教育功能的感知,主要指灾难型景观所表现出来的教育意义,如地震遗址宣扬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等;第四个是游客获取地震相关知识的体验,这与遗产旅游具有一定的交叉性,均可科普“地震级别”和“伤亡人数”等相关知识。本研究将学习和教育两个维度进行区分命名的原因包括：一是统计软件SPSS 19.0因子分析的技术性要求,二是研究本身的需要,学习相关的检验反映的是景区内解说系统提供地震相关知识的多少,而教育相关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景区建立的意义以及政府（管理者）传达的信息（Cohen,1979）。对比不同维度的整体均值发现,同情相关的体验是游客最主要的体验内容,教育维度最低,说明游客对北川地震遗址的教育功能感知不明显（见表3）。而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不同维度的组内显著性判断发现,同情及学习相关的体验在组内呈显著性差异,F值分别为3.38（p=0.035<0.05）、12.75（p=0.000<0.01）,而庆幸和教育相关的体验未出现显著性组内差异,F值分别为2.13（p=0.12>0.05）和1.96（p=0.14>0.05）。

根据广义黑色旅游者定义及供需导向观点,研究黑色旅游者体验应考虑对象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如Beech（2000）通过研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现场体验,将游客定义为一般意义上的休闲游客和黑色旅游者两种类型。本研究在图谱理论（Raine,2013）基础上,将游客体验“一分为三”：处于谱表末端的,称之为非黑色游客体验,顶端的则为黑色游客体验,中间为未作出明确判断的游客体验。对狭义黑色旅游者的判定标准是通过“此次旅行体验有别于一般旅游”问题项来实现的。本研究利用SPSS 19.0的K值聚类分析（K-Means Cluster Analysis）将游客分为3种不同群体：该旅行体验与一般旅游体验差不多、不清楚、截然不同。第一类有53个样本（18.15%）,包括将本次体验视为一般性旅游体验的游客;第二类有69个样本（23.63%）,包括对此次旅游体验是否特殊难下定论的游客;第三类有170个样本（58.22%）,包括将本次体验视为特殊体验的游客,该类游客的体验维度均值都高于其他两类。3种类型游客中均值最高的体验维度是同情（M=4.59）,其次是庆幸（M=4.16）,第三和第四是学习（M=3.95）和教育（M=3.17）（见表3）。在统计学中,对方差分析F值达到显著差异的数据需进行事后比较,以检查组内差异,反之则不用。方差分析和事后比较分析结果显示：（1）所有类型的游客所获得的同情相关体验均值均高于同组别的其他体验,说明汶川大地震作为举国关注的自然灾难,其带来的道德共鸣是中华民族情感特征中“悲天悯人”的具体表现;教育相关体验均值最低,说明所有类型的游客在参观过程中获得的爱国主义教育都相对其他体验较少,也从侧面反映了景点教育方面的信息欠缺;（2）学习维度在不同类型游客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游客获取知识性体验更容易受旅游者类型（是否狭义黑色旅游者）影响;（3）庆幸和教育相关体验在3种类型的游客间差异性不显著,受旅游者类型的影响较小,从侧面反映了北川地震遗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地震科普知识宣传地的特殊属性。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每类游客的同情以及学习体验均存在显著相关,需进行事后分析。从成对比较的整体（均值）来看,t检验结果表明,所有配对在整体样本中均存在显著相关。对于不同类型的游客,成对比较结果显示：（1）“同情-学习”“同情-教育”和“同情-庆幸”（Pair 1、Pair 2和Pair 3）在任何一类游客中均存在显著相关性,说明同情相关体验与任何一个维度的体验在整体样本中是基本一致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同情相关体验是灾难型景观游客情感的主基调。同时,“同情-庆幸”的比较结果说明,与“目的地相关的游客（如是否有亲人或是自己遇难）更容易获得同情方面的体验”（如“同情逝者和怜悯幸存者”）这一观点吻合（Stone,2009;颜丙金、张捷、李莉等,2016）;（2）除“学习-庆幸”在第二、三类游客内未显著相关（t=-1.98,p=0.053>0.05;t=-0.45,p=0.656>0.05）,其他配对之间均在每类游客中存在显著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游客将灾难型景观体验视为与传统旅游体验无差异时,学习与庆幸相关体验具有不一致性;（3）教育维度体验与其他任何维度体验之间（Pair 2、Pair 4和Pair 6）均存在显著性差异（t=19.00、t=10.60、t=-12.91）,且不受游客类型影响。为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游客的体验差异,本研究利用非参数检验分析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月收入、职业以及受教育程度）下的游客黑色旅游体验差异。结果表示,人口统计学特征并未对游客黑色旅游体验产生显著性影响（见表4）。

本研究基于现有文献关于黑色旅游概念的诠释,梳理和重新界定了黑色旅游者,并依据游客类型对体验的影响,实证研究旅游者体验的类别差异。首先,从广义和狭义角度明确黑色旅游者如何界定;其次,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了黑色旅游者的认知和情感体验;最后,运用方差分析和事后分析解释不同类型游客的差异性体验。主要结论如下：

游客参观北川地震遗址景观过程中产生的体验可分为情感和认知两种。将游客体验划分为情感和认知两个层面,这在黑色旅游及灾难旅游景观游客体验研究领域已是一种较成熟的方法（Yan,Zhang & Zhang,et al.,2016）。其中,情感体验涉及“对死难者的同情”、能够“体会到幸存者和经历者的伤痛”（同情维度）及庆幸自己和亲朋好友因未遭此浩劫,“相比之下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庆幸维度）等;认知体验包括获取“地震级别”和“伤亡人数”等知识（学习维度）及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集体主义精神的感知（教育维度）。同情和个人的庆幸属于情感层面,均为灾难型景观带来的直接心理效应,而更深层次的学习和教育却较少被体验（见表3中整体均值）。研究结果与 “游客受到灾难型景观的视觉冲击更易产生情感上的体验”这一观点吻合（颜丙金、张捷、李莉等,2016）。

黑色旅游活动过程中,游客类型对其体验在不同维度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同情和学习维度的游客体验在黑色旅游者和非黑色旅游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庆幸和教育维度则没有受到游客类型的显著性影响。同时,人口统计学特征对黑色旅游体验各维度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作为黑色旅游活动情感主基调的同情（M=4.59）,在3类旅游者中与其他3类体验（学习、教育和庆幸相关体验）均具有显著差异性,说明在我国传统的文化基调上,就深含对弱者或不幸者的同情,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悲天悯人”的情感特征。另外,“庆幸-学习”受游客类型影响并非完全一致,仅在第一类游客（认为与一般旅游体验差不多）中存在显著性差异。从游客类型角度来解释,可能是未将参观行为视为黑色旅游的游客在参观前对地震知识了解较少（Shin,Jaakson & Kim,2001;Kang ,Scott & Lee,et al.,2012）,也可理解为有过类似经验的游客更加关注地震相关知识。

本研究从广义和狭义角度讨论和界定了黑色旅游者类型,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探讨了黑色旅游者体验的构成维度,通过方差分析和事后分析,研究不同类型黑色旅游者对游客体验的影响。虽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创新性,但仍在某些方面因主观无法克服的困难,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之处。如研究区域选取单一,未能考虑我国人口社会文化背景以及黑色旅游目的地的地理性差异,今后相关研究可以将不同类型目的地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也可从文化背景视角进行跨区域文化的体验差异性研究。另外,本研究具有明显的时间指向性,目的地旅游资源的特征和游客体验是随着时间变化且在不同的后灾难阶段表现有所不同的,未来研究可进行持续跟踪调查。黑色旅游体验研究的主流思想是关注其作为后现代主义消费空间的特殊属性,结合本研究相关结论,该类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既要强调其教育和同情相关体验,又要在基本休闲设施布局方面满足游客休闲需求,以满足不同类型黑色旅游者的体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