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旅游地与痛苦、暴行、自然灾难及人类大规模死亡等相关,这些事件作为国家历史识别点和国民共同的创伤记忆,在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Light,2017）。黑色旅游活动能调动群体重温国家历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参与国家记忆的传承,促进国家认同的形成,因此受到重视。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大屠杀遗址、集中营遗迹、奴隶贸易地、战争冲突地、自然灾难地等承载人类死难及创伤的地方被保护与发展成黑色旅游地（Stone,2006）。与此同时,黑色旅游地（遗产）的社会效应,尤其是其与集体记忆、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Farrelly,2019）。已有研究或探讨官方视角下黑色旅游地集体记忆建构的选择与遗忘机制（Schafer,2016;Laing & Frost,2019）,或关注政府、居民、旅游者等不同利益群体对黑色旅游地集体记忆建构的竞争与协商关系（Schafer,2016;钱莉莉、张捷、郑春晖等,2015/2018/2019）,还有部分研究探讨了黑色旅游地的游客记忆唤起与体验（Winter,2009a;Kidron,2013;Buda,2015;Qian,Zhang J & Zhang H L,et al.,2017）,但多数是围绕案例展开的定性研究,对微观视角下集体记忆的乡土性、情感性以及公众视角下集体记忆的建构途径、维度特征、影响效应等内容关注较少。

为回应以上不足,本研究以“5·12”汶川地震灾区北川老县城遗址这一典型灾难型黑色旅游地为案例地,探讨游客参观过程中集体记忆的建构、维度特征以及其对游后行为的影响途径。本研究从集体记忆这一新的理论视角探讨黑色旅游体验及其对游客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对探究黑色旅游地当代游客解读、集体记忆建构与传承和社会效应的实现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对黑色旅游地的保护、规划、展陈、管理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集体记忆”指那些群体共享和形成的记忆（Halbwachs,1992）,是一种从未来转向过去的视角（Hoelscher & Alderman,2004）。Halbwachs（1992）认为集体记忆不仅是一个心理概念,更是一种社会建构。在个体心理层次上,集体记忆包含认知或事实的记录、情感和行为方式（Olick,1999）;在社会心理层次上,集体记忆包含社会习俗、价值、观念（Hutton,1993）。20世纪80年代,以Nora（1989）、Connerton（1989）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集体记忆的物质载体,将“记忆”与国家权力、民族认同、社会建构、历史想象等问题联系起来,由此掀起记忆研究热潮,并聚焦于国家象征空间与景观（纪念碑、纪念馆、博物馆等）、城乡空间、纪念仪式等。黑色旅游地的类型包括战争冲突地、大屠杀遗址、奴隶贸易地、自然灾难地等纪念景观、仪式和博物馆,几乎涵盖所有承载国家、民族负面经历的遗址遗迹、纪念空间类型,在国家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深受学界关注（Light,2017;Farrelly,2019）。

Winter（2009b）认为,随着黑色事件第一代记忆群体（见证者及其家属）的离世,纪念地的受众逐渐转向第二代、第三代这些与黑色事件无直接联系的群体。普通游客成为黑色旅游地、纪念景观的最大受众,参与当下集体记忆的建构,并在记忆解读、传承方面扮演重要角色（Light,2017）。因此一些研究者开始从旅游者视角探讨黑色旅游体验与集体记忆建构。Seaton（1999）以滑铁卢古战场为例,研究游客视角下战争景观恢复和集体记忆构建的途径。Winter（2009a）研究了游客对墨尔本战争纪念堂传统景观与新纪念景观的感知差异,并从认知、情感、行为3个方面构建了集体记忆研究框架。Kidron（2013）研究了以色列后裔家庭到大屠杀地的旅游体验,发现黑色旅游实现了大屠杀记忆的转移,即家长与子女共同出现在纪念地,受害者的记忆、情绪会影响后代的情感及认同。Cook和van Riemsdijk（2014）以德国首都柏林街头的艺术作品（标记大屠杀遇难者家庭位置的纪念石）为例,揭示了情感在个人记忆、家庭记忆及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Buda（2015）发现在战争冲突区旅行能唤起旅游者个人记忆和民族的创伤情感。Zheng、Zhang J和Zhang H L等（2017）发现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能唤起游客的历史创伤记忆并抑制其重游意愿。Tang（2014/2019）,Qian、Zhang J和Zhang H L等（2017）以“5·12”汶川地震遗址为例,发现参观过程能唤起游客一手（亲身）与二手（媒体）地震记忆,产生悲伤、恐惧、怜悯等情绪,进一步影响其获益感知、满意度等。另外,有不少研究显示,游客在黑色旅游体验中会有批判思考、自我反思、观念启发等（Miles,2014;Tang,2014/2019）。

尽管集体记忆概念存在争议,其维度、特征、建构途径与影响效应并不明确,但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发现,黑色事件及与黑色事件相关的记忆、联想、认知体验、情感体验、观念启示等构成集体记忆的重要维度。同时结合Olick（1999）、Hutton（1993）等对集体记忆概念的定义,本文从游客记忆联想、认知、情感、启示等维度来探讨集体记忆。

从游客心理角度来看,过去记忆是驱动其参与黑色旅游的重要动机（Marschall,2015a）。在参观过程中,无论是亲历黑色事件的一手记忆,还是通过大众媒体、学习获取的二手记忆,个体的记忆都能被物质景观（建筑、纪念碑、展陈等）和非物质环境（纪念仪式、模拟表演等）唤起,影响其在场体验（Marschall,2015b）。Kang、Scott和Lee等（2012）以韩国济州“4·3”和平纪念公园为例,发现游客地方事件记忆的唤起与总体获益评价（知识获取、地方意义建构、责任宽慰、家庭联系）显著相关。Qian、Zhang J和Zhang H L等（2017）研究揭示了地震记忆的唤起是灾难旅游体验的重要维度,记忆唤起通过认知、情感作用于个人满意度体验。虽然个体唤起的黑色事件记忆相对复杂,不仅存在黑色与负面记忆（如灾难记忆）,也存在积极与正面记忆（如抗灾记忆）,但记忆唤起依然是地方感知的基础,是形成个人地方认知、判断、态度的前提（Marschall,2012）,对个人获益感和满意度起着积极影响（Tang,2014;Qian,Zhang J & Zhang H L,et al.,2017）。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H₁：灾难记忆对满意度建构有正向影响

H₂：抗灾记忆对满意度建构有正向影响

认知是个体经由一系列知觉、辨识、推理、判断等心理活动后,对事物产生的想法、意见等意识活动。认知是将外在信息内化成个人记忆的过程,构成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已有不少研究验证了认知对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关系（Ryan & Kohli,2006;Del Bosque & Martín,2008;Kang,Scott & Lee,et al.,2012;Tang,2014;Qian,Zhang J & Zhang H J,et al.,2017）。Ryan和Kohli（2006）以新西兰火山喷发埋葬的Te Wairoa村为例,经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游客认知体验（灾难历史和当地文化认知）与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Tang（2014）以“5·12”汶川地震灾区为案例地,发现认知体验（灾难认知等）与总体获益感呈正相关关系。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H₃：灾难认知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情感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情感对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关系,在大众旅游研究领域已有实证（Del Bosque & Martín,2008）。而在黑色旅游领域,情感多呈现负面性。Kang、Scott和Lee等（2012）发现悲伤等负面情感与游客总体获益评价（知识获取、地方意义建构、责任宽慰、家庭联系）呈显著相关关系。Tang（2014）发现个体的压抑、痛苦、伤痛、对遇难者的同情和担心等负面情感与其总体获益感各维度均呈现正相关联系。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H₄：负面情感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黑色旅游能使人产生有关人与地方、生命与死亡等方面的反思（Stone,2012）。Tang（2014）发现游客在“5·12”汶川地震灾区旅游体验中对生活、生命的思考与其总体获益感呈高度相关关系。另外,观念启示是黑色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维度（Miles,2014）。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H₅：观念启示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满意度是旅游者基于对目的地认知、情感等多维体验对地方的综合评价,是行为意向的中介变量。在生态旅游领域,众多研究已证明满意度对地方保护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López-Mosquera & Sánchez,2013）;在遗产旅游领域,已有研究揭示了满意度对重游意愿、推荐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Chen C F & Chen F S,2010）。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H₆：满意度对地方保护意愿有正向影响

H₇：满意度对地方重访推荐意愿有正向影响

本研究提出的结构方程模型假设如图1所示。

2008年5月12日暴发的8.0级汶川大地震是中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自然灾难之一。北川羌族自治县是“5·12”汶川地震的重灾区,其中老县城是地震中遭受破坏最严重、地震及次生灾害特征最典型的地震遗址,埋葬了数以万计的遇难同胞,保留了地震中人与灾难顽强抗争的印记,具有地震遗址博物馆与赈灾纪念地双重意义。北川老县城遗址经过两年的灾害治理与保护,于2010年5月9日对外开放,是四川省灾后重建与黑色旅游的标杆型景区、AAAAA级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吸引百万游客。

本研究数据的获取与分析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放式问卷调查与定性探索阶段。通过开放式问题,让游客回答参观中难忘的地方、记忆与联想、感知、情感、行为等,初步了解游客心理。课题组于2014年5月在北川老县城遗址、“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进行首轮调查,随机发放开放式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65份,有效率达83%。根据扎根理论,对内容进行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选择式编码得到记忆联想、认知体验、情感体验、观念启示等维度。第二阶段,基于第一阶段的定性分析结果,参考Dunkley、Morgan和Westwood（2011）,Mowatt和Chancellor（2011）,Kang、Scott和Lee等（2012）,Nawijn和Fricke（2015）,Tang（2014）,Yan、Zhang J和Zhang H L等（2016）文献资料,构建结构化测量问卷。问卷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1=完全不记得/完全不同意、2=不记得/不同意、3=不清楚、4=记得/同意、5=记忆深刻/非常同意）,并于2015年5月在北川老县城遗址和“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进行第二轮调查。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400份,剔除非游客样本和漏写、不全的样本,得到有效问卷298份,有效率达到75%。

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21.0对298份结构化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以确定游客集体记忆、满意度、行为意愿的维度。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AMOS 22.0构建“集体记忆-满意度-行为意愿”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与模型配适度检验,研究各维度之间的影响路径。

对298份游客问卷进行样本特征分析（见表1）。描述性分析显示,男性被试占53%,女性占47%,男女比例较为均衡;20~29岁的被试占42%,30~39岁的占19%,40~49岁的占22%,说明游客以中青年群体为主;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被试占51%;80%的被试为第一次来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参观;四川省内游客占57%,省外游客占43%,且52%的被试经历过“5·12”汶川地震,45%的被试在地震中有一定程度的受灾损失,说明多数游客与汶川地震这一黑色事件有着紧密关联。

使用SPSS 21.0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测量题项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为0.86>0.65,说明量表整体信度较好。量表的内容效度判定主要靠研究者和专家,即量表借鉴先期调研编码分析结果,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结果,并通过课题组专家评议。建构效度的检验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法,萃取公因子,得到KMO值为0.83>0.7,巴氏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5 148.20（p=0.000）,达到因子分析条件,显示问卷建构效度较好。

为了解游客参观北川黑色旅游地所唤起和建构的集体记忆维度,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降低因素间的多重共线性并剔除影响小的因素对样本进行降维,得到KMO值为0.84>0.6,巴氏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1 819.13（p=0.000）,显示数据满足因子分析条件。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轴旋转,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得到5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4.0%（见表2）。得到的第一个因子为抗灾记忆（FDM）,旋转后累积方差贡献率为16.6%,包括题目FDM1、FDM2、FDM3;第二个因子为灾难记忆（DM）,方差贡献率为16.5%,包括题目DM1、DM2、DM3;第三个因子为负面情感（NA）,方差贡献率为15.7%,包括题目NA1、NA2、NA3;第四个因子为观念启示（IA）,累积方差贡献率为14.4%,包括IA1、IA2、IA3;第五个因子为灾难后果认知（DC）,累积方差贡献率为10.9%,包括题目DC1、DC2。

对满意度、行为意愿进行因子分析,得到KMO值为0.80>0.6,Bartlett’s 球形检验卡方值为1 621.04（p=0.000）,满足因子分析要求。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3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0%（见表2）。得到的第一个因子为满意度（TS）,旋转后累积方差贡献率为24.4%,包括题目TS1、TS2、TS3、TS4、TS5;第二个因子为重访推荐意愿（BRI）,累积方差贡献率为23.6%,包括题目BRI1、BRI2、BRI3;第三个因子为保护意愿（PI）,累积方差贡献率为22.3%,包括题目PI1、PI2、PI3。

进行结构方程拟合前,首先对样本量进行判定。本研究包含25个观测变量,统计有效样本数为298,满足样本量为观测变量的10倍至15倍的要求。其次,由于AMOS软件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要求样本观测变量数据呈正态分布。经分析本研究样本数据偏度最大绝对值为2.37<3,峰度系数最大绝对值为7.96<10,满足正态分布。（1）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性因子检验标准,对观测变量与构念指标进行信度分析（吴明隆,2010）,发现本研究所有观测变量标准化载荷介于0.55到0.94之间,大于0.5的可接受标准;标准误（S.E.）较小,没有出现较大的标准误差;t值最小为7.47>2.58,达到p<0.01的显著水平;测量模型复平方相关系数（SMC）值介于0.30到0.88之间,大于标准0.3,表明量表总体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R）介于0.68至0.91之间,大于可接受标准0.6;平均方差抽取量（AVE）介于0.42至0.77之间,大于可接受标准0.4,说明观测变量对潜变量具有较强的说明力（见表3）。

（2）模型拟合度检验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定义的绝对拟合指数、简约拟合指数、相对拟合指数标准（吴明隆,2010）,对样本的模型适配度进行拟合度检验。得出绝对拟合指数与卡方自由度的比值χ²/df为1.953<3,显著性概率p=0.000;AGFI为0.854,GFI为0.884,均大于标准0.8;RMR为0.034,小于标准0.05;RMSEA为0.057,小于标准0.08;简约拟合指数PGFI为0.702,PNFI为0.749,均大于0.5;相对拟合指数CFI为0.932>0.9,IFI为0.933>0.9。总体来说,模型拟合度尚可（见表4）。

（3）路径系数分析

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显示了游客集体记忆、满意度、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见表5）。灾难记忆（DM）对于满意度（TS）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167（p=0.038）,假设H₁成立;抗灾记忆（FDM）对于满意度（TS）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158（p=0.042）,假设H₂成立;灾难认知（DC）对于满意度（TS）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246（p=0.005）,假设H₃成立;负面情感（NA）对于满意度（TS）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193（p=0.013）,假设H₄成立;观念启示对于满意度（TS）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230（p=0.000）,假设H₅成立;满意度（TS）对于地方保护意愿（P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587（p=0.000）,假设H₆成立;满意度（TS）对于重访推荐意愿（BR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346（p=0.000）,假设H₇成立。

本研究以“5·12”汶川地震灾区北川老县城遗址为案例地,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明确游客集体记忆的维度特征,构建了“集体记忆-满意度-行为意愿”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集体记忆对游后行为的影响途径与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黑色旅游地游客集体记忆包含灾难记忆、抗灾记忆、灾难认知、负面情感、观念启示5个维度;第二,集体记忆的5个维度均通过满意度对地方保护意愿、重访推荐意愿起显著正向影响。

游客参观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唤起了他们经历地震的一手记忆和从媒体获取的有关地震信息的二手记忆,遗址场景、标识横幅和地震博物馆展陈补充了游客的灾难与抗灾记忆,强化了对“5·12”汶川地震这一黑色事件的认知。黑色旅游地展现灾难、死亡等场景,普通游客通过凝视他人的死亡来反思 （Stone,2012）,唤起个人关于灾难地各种负面或正面的记忆、联想、情感、认知,并形成对生命与死亡、人与地方（自然环境）这些问题的思考,这也是黑色旅游区别于大众享乐旅游的特点。

与大众旅游体验机制不同,本文发现黑色旅游情境下负面的灾难记忆、灾难认知亦能促进正向的满意度,即证明了悲伤、缅怀、哀悼等负面情感通过满意度对重访推荐意愿、地方保护意愿起显著正向影响,这与Nawijn、Isaac和van Liempt等（2016）的研究结果类似,而与Zhang、Yang和Zheng等（2016）的研究结果存在区别。

综上,本文探讨了黑色旅游地游客集体记忆的维度特征,揭示了集体记忆各维度对行为意愿的影响途径。本研究从集体记忆这一新的理论视角探讨黑色旅游体验,研究结果对探究黑色旅游地集体记忆的建构、传承、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对黑色旅游地的保护、规划、展陈、管理具有一定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