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大规模自然灾难的爆发,会破坏已有和谐（自然、社会与身心和谐）（Tuan,1979）。在一些城市的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旅游业被认为是经济恢复和文化重建的重要方式而受重视。那么,生活在次生灾害高风险区的居民是如何看待灾后旅游业的产生与发展的?对未来灾害风险的判断、对已发生和未来可能发生灾害的复杂情感、对风险的防御行为倾向等,是如何影响他们对地方的情感依恋和旅游支持度的?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者思考。以往研究多从“旅游影响”角度切入,从旅游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方面来分析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近年来,学者们呼吁从“旅游感知”的视角来识别各种影响居民旅游感知的内外部因素,如从更广义的生活质量/安全感维度来探讨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Wright & Sharpley,2018）。对风险的感知是灾区居民生活的重要方面,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因此,从更广义的社会现实和居民生活质量维度出发,探究风险知觉对地方依恋和灾后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属于地震频发地区,地震的社会地理影响与灾后恢复、危机知觉与地方感的关系等是地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汶川大地震是我国继唐山大地震之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其负面影响及灾后恢复会延续较长时间。鉴于对灾后社区旅游态度的研究相对缺乏（Wang & Luo,2018）,本研究旨在探究北川羌族自治县和都江堰市居民对灾后发展旅游的支持度,以及这一态度如何受到更广义的社区生活质量（风险评价、风险防御和地方依恋）的影响（庄春萍、张建新,2011;Wang,2019）。社区居民既是灾后旅游凝视的对象,也是旅游发展的主体,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居民视角的灾后旅游研究,有助于厘清旅游发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灾后恢复的机理（Wright & Sharpley,2018）。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自然灾害与旅游发展
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之一（何景明,2012）。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逐渐增加,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影响。自然灾害与旅游业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一方面自然灾害的爆发会对旅游业产生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可能催生出一些新的旅游地（Wright & Sharpley,2018）。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自然灾害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Wang,2009;Hughey & Becken,2016）,研究议题包括自然灾害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Becken & Hughey,2013）、旅游业的脆弱性与恢复力（Tsai,Wu & Wall,et al.,2016;Guo,Zhang & Zhang,et al.,2018;Lin,Kelemen & Tresidder,2018）、旅游接待业的灾害规划和风险管理（Laws & Prideaux,2006）、自然灾害地的黑色旅游研究（Tang,2014;Yan,Zhang & Zhang,et al.,2016）等。对自然灾害地的旅游研究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大方面展开。供给方面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探讨灾后旅游的开发与管理（吴春涛、李熙、段金莉,2016）,需求方面的研究则多围绕旅游者为什么参观灾害发生地（陈星、张捷、卢韶婧等,2014;王金伟、张赛茵,2016）、灾后旅游体验（颜丙金、张捷、李莉等,2016）、满意度（Tang,2014）和旅游意向（Qian,Zhang & Zhang,et al.,2017）等展开讨论。
总体而言,当前从居民视角关注灾后旅游的研究相对缺乏（Sun,Zhou & Wall,et al.,2017）。自然灾害发生后,旅游发展将对社区及灾后恢复过程产生直接或潜在的影响（Wright & Sharpley,2018;Wang,2019）。社区是面对自然灾害的重要社会结构单元,在灾害风险应对与灾害防御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加强居民视角的研究尤为重要。
2. 黑色旅游与社区旅游支持度
Foley和Lennon（1996）首次提出“黑色旅游”（申健健、喻学才,2009）概念,把黑色旅游定义为“前往与死亡、灾难和邪恶有关的地方的旅游”。依据成因机制的不同,可以将黑色旅游划分为人为灾难型和自然灾害型两种。国内关于黑色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才逐渐增多（王金伟、王士君,2010;何景明,2012;方叶林、黄震方、涂玮等,2013;谢彦君、孙佼佼、卫银栋,2015;王金伟、张赛茵,2016;颜丙金、张捷、李莉等,2016;Yan,Zhang & Zhang,et al.,2016;Qian,Zhang & Zhang,et al.,2017）。
大规模自然灾害后,在灾难遗址地发展旅游业引发了不少质疑。一些学者认为灾后发展旅游业有助于经济恢复（王金伟、王士君,2010;罗青苗、高联辉、唐艳,2011）,而另一些声音则从伦理的角度认为将受灾居民的伤痛之地商业化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可能带来居民情感上的二次伤害（Wright & Sharpley,2018）,但很少有研究从灾难旅游的凝视对象——社区居民的感知出发,实证分析居民对灾后发展旅游业的态度。Kim和Butler（2015）是最早研究黑色旅游社区居民态度的学者,他们发现不同居民对黑色旅游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并指出这一差异可能是由居民地方依恋的强弱不同导致的。Wang和Luo（2018）分析了居民对黑色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态度的关系,指出北川羌族自治县居民尽管受灾严重,却倾向于支持发展旅游业,认为黑色旅游有助于社区文化重建、环境保护和经济恢复。Chen、Wang和Xu（2017）探讨了灾害旅游中,居民地方依恋、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态度的关系。
以上研究多采用“旅游影响”的视角,对灾区居民灾后旅游感知与态度的研究较为缺乏（Wright & Sharpley,2018;Wang,2019）。近年来,有学者呼吁不仅要从传统的“旅游影响”视角,还应该基于对社会生活现实的深入理解来探究居民对旅游的态度（Wright & Sharpley,2018）。
3. 研究模型与假设
（1）环境风险认知
环境风险认知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许多具体理论和方法,如启发范式、心理测量范式等,其中心理测量范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环境风险认知指个体对存在于生活中的环境风险的主观感受和认识,且强调个体的直观判断和主观经验对个体认知的影响（谢晓非、徐联仓,1995）。Böhm和Pfister（2000）提出了一个环境风险认知评价模型,认为风险评价通过影响风险情感而形成行动倾向。Devine-Wright（2009）认为人们对环境变化和风险的感知会激发情感并促使其采取风险防御措施。Sun、Zhou和Wall等（2017）以云南省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区为例,发现旅游社区的居民对灾害风险更为敏感,更愿意采取灾害风险应对措施。据此,本研究提出风险评价、风险情感与风险防御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的假设,具体如下：
H1：风险评价正向影响风险情感
H2：风险情感正向影响风险防御倾向
H3：风险评价正向影响风险防御倾向
（2）风险知觉与地方依恋
对环境因素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地情感联结（Jorgensen & Stedman,2006）。段义孚提出的“恐惧景观”（Tuan,1979）,Porteous和Smith（2001）提出的“地方毁灭”等都反映了自然灾害能够影响居民对地方的记忆与情感。大规模自然灾害发生后,物质环境的破坏、控制感的缺乏和对未来风险的担忧可能会导致居民地方依恋的瓦解（Onuma,Shin & Managi,2017）,而社区居民重建社会关系、重构地方意义等风险抵御行为则有助于灾后地方依恋的恢复（Silver & Grek-Martin,2015）。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风险评价负向影响地方依恋
H5：风险情感负向影响地方依恋
H6：风险防御倾向正向影响地方依恋
（3）风险知觉与旅游支持度
Nian、Zhang和Zhang等（2019）研究发现,危机响应对社区居民的旅游业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居民逐渐认可发展旅游业对灾后恢复的潜在作用,旅游发展为其提供一种在情感层面共担灾难伤痛以及与外界交流困境的方式（Wright & Sharpley,2018）。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7：风险评价正向影响灾后旅游支持度
H8：风险情感正向影响灾后旅游支持度
H9：风险防御倾向正向影响灾后旅游支持度
（4）地方依恋与旅游支持度
已有不少研究探讨居民地方感与旅游支持度的关系。一些研究认为居民地方感越强,对发展旅游业的支持度越强（Mccool & Martin,1994;汪德根、王金莲、陈田等,2011）;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居民地方感越强,越不支持发展旅游业（Um & Crompton,1987）;还有研究认为经济发展形势会对居民地方感与支持度的关系产生影响（王咏、陆林,2014）。许振晓、张捷和Wall等（2009）实证研究了四川省九寨沟风景名胜区主要社区居民地方感与旅游发展影响感知的关系。Kim和Butler（2015）以南澳大利亚雪镇为例进行研究,指出居住时间与情感依恋会显著影响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Wang和Xu（2015）强调在研究居民旅游态度时,地方认同是一个不错的理论视角。Chen、Wang和Xu（2017）研究发现地方认同通过黑色旅游的影响感知作用于旅游支持意向。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0：地方依恋正向影响灾后旅游支持度
本研究提出的理论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图1
风险知觉-地方依恋-旅游支持度的假设模型
Fig.1
Hypothetical model of risk perception,place attachment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二、研究方法
1. 案例地
2008年5月12日14时,一场里氏8.0级特大地震暴发,共造成69 227人死亡、374 643人受伤、17 923人失踪（国家减灾委员会科学技术部抗震救灾专家组,2008）。北川羌族自治县是汶川大地震的极重灾区之一,县城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共有15 645人遇难、26 915人受伤、1 023人失踪（北川羌族自治县地方志办公室,2011）。都江堰市也是地震极重灾区之一,遭受损失惨重（成都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2010）。震后,旅游业作为恢复重建的重要方式受到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探讨这两个地区的居民对于地震及次生灾害的风险知觉对地方依恋和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对于灾区灾后恢复工作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2. 数据获取
本研究在文献回顾、对北川羌族自治县和都江堰市实地调研及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设计研究量表。其中,对地方依恋的测量引用Williams和Vaske（2003）的量表,包括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对风险知觉的测量参考了Böhm和Pfister（2000）等学者的研究,风险评价指居民认为发生潜在自然灾害和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及严重性（Yates & Stone,1992）,风险情感指对已发生和未来可能发生灾难或损失的情感反应（Böhm & Pfister,2000）,风险防御倾向指个人减轻已发生灾害的影响及防御未来风险的意愿（Tatsuki,Hayashi & Zoleta-Nantes,et al.,2004）;对旅游支持度的测量借鉴Nunkoo和Ramkissoon（2011）的量表。问卷进行初步设计后,还通过专家意见反馈等方式进行了完善。问卷采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1~5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2014年5月6日至25日,以北川羌族自治县和都江堰市居民为对象,采用半结构式问卷调查的方法开展实地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680份,剔除填写不完整及所有选项答案均一致的问卷51份,共回收有效问卷629份,其中涉及北川羌族自治县的问卷为342份,涉及都江堰市的问卷为287份。本研究综合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21.0和结构方程建模软件Amos 21.0对样本数据和假设模型进行分析。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样本中,性别比例较为均衡,男性占46.1%,女性占53.9%。从年龄分布来看,21~50岁的中青年占比共计80.8%。民族构成中,汉族人口占到样本的74.9%,羌族、回族和藏族人口占总人数的25.1%。从出生地来看,75.0%的受访者出生于当地。从文化程度来看,61.4%的居民只接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教育（见表1）。
表1 样本的社会人口特征（N=629）
Tab.1
| 人口及社会特征 | 比例（%） | 人口及社会特征 | 比例（%） |
|---|---|---|---|
| 性别 | 年龄 | ||
| 男 | 46.1 | ≤20岁 | 6.8 |
| 女 | 53.9 | 21~30岁 | 24.4 |
| 文化程度 | 31~40岁 | 28.7 | |
| 小学及以下 | 19.4 | 41~50岁 | 27.7 |
| 初中 | 42.0 | 51~60岁 | 8.4 |
| 高中 | 28.4 | ≥61岁 | 4.0 |
| 大专及以上 | 10.2 | 民族 | |
| 出生地 本地 非本地 | 75.0 25.0 | 汉 | 74.9 |
| 藏 | 0.5 | ||
| 羌 | 22.7 | ||
| 回 | 1.9 |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8年北川羌族自治县和都江堰市约70%的人口属于农业人口,而地震导致数万顷农田被毁,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经济来源,因此案例地灾后恢复过程中居民对旅游业的态度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2. 因子分析
对量表的测量项进行信度分析,发现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均在0.708至0.818之间,说明各变量具有较高的信度。由于风险知觉和地方依恋的测量量表具有较强的理论支撑,因此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而旅游支持度则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结果显示,观测变量的标准因子载荷均大于0.5,并且6个因子的组合信度值（CR）均大于或等于0.719,高于标准阈值0.7,表明测量指标之间具有较高的关联程度,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大于或接近标准阈值0.5,说明总体判别效度较理想（见表2）。
表2 测量量表因子载荷与可靠性系数
Tab. 2
| 因子／项目 | 均值 | 因子载荷 | 组合信度（CR） | 平均方差提取值（AVE） |
|---|---|---|---|---|
| RP风险评价（α=0.794） | 0.801 | 0.505 | ||
| 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 3.35 | 0.591 | ||
| 灾害发生时个人受灾可能性较大 | 3.60 | 0.805 | ||
| 灾害对我造成很大的威胁 | 3.69 | 0.780 | ||
| 灾害造成的后果持续很长时间 | 3.63 | 0.644 | ||
| RE风险情感（α=0.789） | 0.793 | 0.490 | ||
| 对于灾害风险,我感到非常绝望 | 3.12 | 0.707 | ||
| 对于灾害风险,我感到非常担心 | 3.75 | 0.786 | ||
| 对于灾害风险,我感到非常无助 | 3.45 | 0.655 | ||
| 对于灾害风险,我感到非常伤心 | 3.97 | 0.644 | ||
| CI风险防御倾向（α=0.758） | 0.763 | 0.520 | ||
| 我会尽力采取一些风险防御措施 | 4.16 | 0.767 | ||
| 我会尽力减少灾害风险带来的破坏 | 4.13 | 0.770 | ||
| 我会尽力进行个人互救、自我恢复 | 4.28 | 0.616 | ||
| PI地方认同（α=0.818） | 0.827 | 0.549 | ||
| 我对这里具有强烈的认同感 | 4.09 | 0.727 | ||
| 我感觉这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 4.12 | 0.825 | ||
| 我非常依恋这里 | 4.15 | 0.821 | ||
| 这里对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 4.21 | 0.559 | ||
| PD地方依赖（α=0.712） | 0.719 | 0.461 | ||
| 这里提供了其他地方无法提供的生活条件 | 3.71 | 0.625 | ||
| 我认为这里比其他地方都更适合人居住 | 4.11 | 0.687 | ||
| 我非常满意在这里的生活 | 4.13 | 0.721 | ||
| SU旅游支持度（α=0.708） | 0.825 | 0.542 | ||
| 这里有较好的旅游资源和条件 | 4.13 | 0.682 | ||
| 旅游业给我们带来了经济收益 | 3.75 | 0.745 | ||
| 我支持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 4.35 | 0.780 | ||
| 我愿意参与旅游业的开发与经营工作 | 4.06 | 0.733 |
从均值来看,风险评价因子中“个人受灾可能性”“灾害对我造成很大的威胁”的均值较高,而风险情感因子中“感到非常担心”“非常伤心”的均值较高,说明灾后居民的风险评价较高,且负面情感较为强烈。旅游支持度中有3个测量项的均值都大于4,说明居民对于灾后发展旅游业的支持程度较高。
3. 风险评价、风险情感、风险防御与地方依恋、旅游支持度的关系
表3 模型的拟合指数
Tab.3
| 拟合 指标 | 绝对拟合指数 | 增值适配度指数 | 简约适配度指标 | |||||||||
|---|---|---|---|---|---|---|---|---|---|---|---|---|
| χ2/df | GFI | RMSEA | RMR | NFI | TLI | CFI | IFI | PNFI | PGFI | |||
| 标准 指数值 | 2.0-5.0 | >0.90 | <0.08 | <0.08 | >0.90 | >0.90 | >0.90 | >0.90 | >0.50 | >0.50 | ||
| 假设 模型 | 3.267 | 0.941 | 0.059 | 0.047 | 0.907 | 0.917 | 0.933 | 0.934 | 0.727 | 0.670 | ||
（2）风险知觉、地方依恋与旅游支持度的关系
图2
图2
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参数估计
注：*表示在p<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p<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p<0.001水平上显著,虚线表示不显著
Fig. 2
Standardized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表4 结构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Tab.4
| 假设 关系 | 影响路径 | 标准化 参数估计 | T值 （t-value） | 显著性p | 验证结果 |
|---|---|---|---|---|---|
| H1 | 风险评价→风险情感 | 0.731 | 13.040 | *** | 正向影响显著 |
| H2 | 风险情感→风险防御 | 0.201 | 2.389 | 0.017 | 正向影响不显著 |
| H3 | 风险评价→风险防御 | 0.135 | 1.635 | 0.102 | 正向影响显著 |
| H4 | 风险评价→地方依恋 | -0.107 | -1.266 | 0.205 | 负向影响不显著 |
| H5 | 风险情感→地方依恋 | 0.103 | 1.456 | 0.145 | 正向影响不显著 |
| H6 | 风险防御倾向→地方依恋 | 0.354 | 6.234 | *** | 正向影响显著 |
| H7 | 风险评价→旅游支持度 | 0.019 | 0.250 | 0.803 | 正向影响不显著 |
| H8 | 风险情感→旅游支持度 | -0.065 | -0.843 | 0.399 | 负向影响不显著 |
| H9 | 风险防御倾向→旅游支持度 | 0.094 | 1.792 | 0.073 | 正向影响显著 |
| H10 | 地方依恋→旅游支持度 | 0.730 | 9.978 | *** | 正向影响显著 |
注：*、**、***分别表示在p<0.1、p<0.05、p<0.001水平上显著
结论与讨论
大规模自然灾害发生后,次生灾害等生态环境风险持续威胁着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安全感。旅游业作为一种恢复力较强的产业,是灾后经济恢复的重要方式之一。以往研究从宏观视角分析了灾区遗址发展旅游业对经济恢复的作用（王金伟、王士君,2010;吴春涛、李熙、段金莉,2016）,但较少有研究从居民感知的视角来分析社区对灾后发展旅游业的态度。本文创新性地从更广义的社会现实与居民生活质量出发,探究风险知觉对于居民地方依恋和旅游支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风险评价会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情感,而对风险防御倾向的影响不显著。②风险情感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不显著,而对于风险防御倾向的正向影响有助于地方依恋的恢复。这与通常意义上认为风险情感可能会冲击地方依恋的观点看似矛盾,但这与地震发生后居民努力采取实际行动防御风险的实践密不可分,即当灾区居民越担心未来可能发生风险时,越倾向于采取更多的风险防御行为,而这些防御行为有助于地方依恋的恢复。③风险防御倾向对地方依恋和灾后旅游支持度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当居民灾后恢复和抵御风险的愿望越强烈,就越倾向于支持灾后发展旅游业。尽管经历了毁灭性的大地震,灾区居民也在努力尝试用各种积极的方式来恢复重建,走出过去的伤痛。风险防御行为包括邻居之间的互助、社区支持（Guo,Zhang & Zhang,et al,2018）等,有助于灾区居民重获日常生活的控制感,从而促进人-地情感的恢复。如在经历了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当地居民采取了更有效的措施来防御未来灾害（Onuma,Shin & Managi,2017）。灾区居民对次生灾害等风险的防御倾向会促使他们更认可旅游业在促进经济恢复、情感慰藉、持续获得公众关注与社会支持（Wang,2019）等方面的作用,更认可灾后旅游业相对于工农业等具有更强的恢复能力,从而更倾向于支持发展旅游业。由于旅游业的许多就业形式（如旅游纪念品售卖、景区工作等）进入门槛较低,对于失地农民而言,是一种有效恢复经济来源的方式。④地方依恋对灾后旅游支持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往研究也指出经济形势会对地方依恋和旅游支持度的关系产生影响,自然灾害发生后,地方依恋程度较强的居民,更倾向于支持地方发展旅游业。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从更广义的社会现实和生活安全感切入,揭示了影响生活质量的风险知觉如何影响居民对灾后发展旅游的支持度,深化了居民感知视角的灾后旅游研究。Wang和Luo（2018）研究发现,在汶川地震中受灾程度不同的人对于灾后旅游的支持度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发现,除了考量居民在地震中受灾程度差异的影响,还应关注居民对未来灾害风险和后果的感知如何影响其旅游支持度。尽管有些人在灾害中受灾程度非常严重,但从抵御未来风险和灾害的角度出发,他们也倾向于支持发展旅游业。②聚焦居民对灾后整个旅游业发展的态度,而不局限于居民对黑色旅游的态度。从灾后旅游的发展实践来看,仅仅强调自然灾害遗址旅游的发展难以持续,黑色旅游呈现下滑态势（Wang,2019）。因此,从更一般意义上的旅游业来探讨居民支持度,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本研究也为灾后旅游实践提供了一些启示：尽管灾后次生灾害等风险可能会激发居民的担忧等负面情绪,但也会增强居民抵御风险的行为倾向,从而推动灾后地方依恋的恢复。因此,为灾区居民提供更多风险防御的对策与社会支持,有助于增强居民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感和对地方的依恋感,为从事旅游行业的居民提供经营建议,促进灾区从单一灾害遗址旅游向民俗文化旅游、自然生态旅游升级（王金伟、谢伶、张赛茵,2020）,可使旅游成为有效促进灾后恢复和抵御风险的一种生计方式。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Wright和Sharpley（2018）指出灾后旅游的社区支持度是一个从灾害发生到灾后恢复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该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也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博弈的过程,未来应加强对灾后恢复不同阶段数据的搜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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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mber of inbound tourism arrivals directly impacts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government agency investments therein. Therefore, policymakers need to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how crisis events affect the demand for inbound tourism. From the first quarter of 1996 to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06, Taiwan experienced four major disasters at approximately two-year intervals. These disasters included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the 21st September 1999 earthquake, the 11th September 2001 atta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utbreak of SARS in 2003.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risis events on the demand for tourism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anges and trends in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m. This paper uses the auto-regression distributed lag model by Pesaran, Shin, and Smith [Pesaran, M. H., Shin, Y., & Smith, R. J. (2001). Bounds testing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long-run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6, 289–326] to examin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se disasters on the demand for inbound tourism.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variables, such as foreign exchange rates, incomes, relative prices, and transportation cost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demand for inbound tourism. This paper finds that a long-term equilibrium exists among all variables, indicating that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may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rise or fall of the number of inbound tourism arrivals. Income and foreign exchange rates are both significant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 terms of incurred losses, the number of inbound tourism arrivals suffered the greatest decline during the outbreak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followed by the 21st September 1999 earthquake and the 11th September 2001 attacks.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was relatively mild. This paper finds that any impact on safety, whether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negatively affects tourism demand.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es on tourism demand is less significant. Ensuring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tourists is the key to maintain demand for inbound tourism.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Valid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a psychometric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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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community perceptions of disaster tourism:The case of L’Aquila,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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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ng the motivation-experience relationship in a dark tourism space:A case study of the Beichuan earthquake relic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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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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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难地黑色旅游发展:居民感知与社区参与——以北川羌族自治县吉娜羌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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