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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导刊  2020 , 4 (1): 1-11 https://doi.org/10.12054/lydk.bisu.138

专题论文:理论建构探索与展望

关系向度理论的提出及其应用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elational Dimension Theory

ZHAI Xuewei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 China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38(2020)01-0001-11

收稿日期: 2019-06-17

修回日期:  2019-10-11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2-28

版权声明:  2020 《旅游导刊》编辑部 《旅游导刊》编辑部 所有

作者简介:

翟学伟(1960— ),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学。E-mail:45184545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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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经过两代学人的努力,已经初具规模,但其中最根本的还是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的问题。本文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对“关系向度理论”的产生过程及其内在含义作进一步阐述,以便读者加深对于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广泛应用性以及对旅游交往研究的参考性的认识。

关键词: 本土化 ; 文化解释 ; 关系向度 ; 人情和面子 ; 理论模式与应用

Abstract

The indigenous approach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 has benefited and begun to take shape from the efforts of two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However, it faces the challenge of defining it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n the basis of review and reflec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relational dimension theory” and explains its origin, process and intrinsic meaning. It aim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theory and help make it feasible for wide applica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tourism.

Keywords: indigenous approach ;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 relationship dimension ; face and favor ; theoretical model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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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 关系向度理论的提出及其应用[J]. 旅游导刊, 2020, 4(1): 1-11 https://doi.org/10.12054/lydk.bisu.138

ZHAI Xuewei.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elational Dimension Theory[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Prospects, 2020, 4(1): 1-11 https://doi.org/10.12054/lydk.bisu.138

2019年5月底,笔者应《旅游导刊》编辑部的邀请,前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该刊举办的第二届“理论建构小型研讨会”。这次跨学科研讨会想展示不同专业研究在理论思考上达到一定高度后,便不再需要区分太多学科上的差异性。社会学作为基础学科,其理论方面的认识对一些应用学科都会有直接影响。

笔者在这次会议上演讲的主题是笔者于2009年至2011年提出的“关系向度理论”。在已过去的十年中,该理论在能否立得住、能否对相应的社会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以及应用前景如何等方面需要经受诸多考验。《旅游导刊》编辑部在肯定这一理论的前提下,希望笔者撰文回溯一下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鉴于笔者虽然就这一理论内容本身已经发表过许多文字和口头演讲,但也确实没有交代过提出这一理论的背景,故借此机会加以总结,并探讨本土研究及其理论化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困境和出路。

一、本土化的问题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讨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直未曾间断,充满争议。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原本可以追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三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的讨论,由于战事等缘故,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中断,因此,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次对类似问题的讨论。就学理本身而言,不同时代的学者所形成的问题意识存在差异。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中国化的学者,是一批留洋回国的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等,为了将其所学到的学科知识用于中国社会,他们非常关注所学如何用的问题,即如何“洋为中用”。彼时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这些学科,那么引进后就不单要在课堂上进行介绍,还要思考如何用这些学科认识当下中国的问题。这其间,还有一个文化冲突现象也反映在那一代学者身上,因为那一代知识分子年幼时大都受过中国传统蒙学的教育,读过四书五经,因此对于西学,有一个接纳和交汇的问题,也有一个自我学术改造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提出中国化的学者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西方教育(所谓学校教育),后来也是从大学课堂上先学习了西方社会科学再去留洋深造的。他们曾经对自己所学的内容坚信不疑,然而在研究实践中开始对作为舶来品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进行了质疑与反思,也就是说,这一代学者思考的问题不只是接纳与交汇,而是希望对原被当成理所当然的基本原理部分进行修改与调整。

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中,原理虽然在推进,但其内在的物性和定理几乎不会改变,而对于研究人与社会的社会科学,却并非如此。因为人与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人不单是靠其自身的物质基础生活的,更需要与环境、历史、文化等发生紧密联系,否则我们有关人的研究就只能停留在生理学层面。那么,当一个研究者发现一种社会中,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有一套自己的理念和文化时,如何评判是其理论错了或人的做法错了?从常理上讲,一种社会中的人如何行动是没有对错之分的,他们的行动受制于其自身文化价值、社会规范和利益诉求的指引;但从学理上看,好像又是存在所谓理论的正确性的,就是当这一群人的言行不符合相关理论时,要改变的不是理论,而是行动者自己,即使当下不能改变,起码寻求正确的理论去改变也是值得肯定的,如所谓现代化理论。这就涉及了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于是理论自身便有了指导性。由此,问题就回到了这个所谓正确的理论是“什么理论”上。

与自然科学的理论相似,社会科学的理论也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解释,而这样的解释也应该经得起检验。但在有关人与社会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方面(不是生物与生理性方面),找不到一种关于人的理想上的、价值上的、规范上的、生活方式上的统一性,也就没有办法依据一种社会中的价值来衡量另一种社会中的价值。一种社会中的宗教、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都影响着其民众,我们不能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强加于其他民族,或把其他民族认为正确的强加于自己。虽然研究者们在抽象的意义上依然可以找到人类社会的一些共有概念,如信仰、欲望、利益、信任及人口、家庭或组织等,并在高度抽象的意义上去讨论这些概念的含义,但这样的讨论通常是对抽象本身的理解,不是对“什么社会”“什么文化”或“什么信仰”等的理解。这样的讨论带有哲学意味,不符合社会科学的经验性要求。而一旦学者们加入了经验性,那么问题就在于:加入谁的经验?经验又会对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时,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如何建立,就有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不需要怀疑理论,而是看理论如何运用;第二种观点认为,理论不是由只经验过单一文化的学者建构的,而是需要其他文化中的学者在自己的经验中参与建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好的情况是不同文化中的人将不同的经验汇合之后共同来建构,这样才会具有真正的普遍性。第一种观点在我国社会科学界被广泛接受,在教材、课堂教学、学术论文中均有体现。持第二种观点的研究者更多寄希望于本土化研究。最后一种观点是一种对理想学术的想象,笔者认为,这种想象落实到不同的学者那里,很难融合。而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满足于照搬和临摹,甚至坚信现有理论之正确,就很难进行创新了。

因此,当放弃了第一、第三两种对理论的处理方式之后,本土化学者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像第二种观点那样,先建立一系列适合于解释自己社会文化的理论,然后再进行提升和抽象化。

二、本土化的困境与出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笔者陆续写过一些讨论本土化的文章,比如《本土化研究的程度与限度:我们能走多远》《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反省、批判及出路》《心理学本土化之我见》《中国人研究与社会心理学:继往与开来》《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心理学传统》《试论本土化研究的正当性与可行性》《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命题吗?》等。这些文章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式在反复说明本土化或本土研究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从事本土化的研究,但其中越来越困惑笔者的地方则在于文化本身。

笔者这里所谓的文化问题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文化问题,而是如何在本土研究中体现文化的问题。深入的本土化研究不是肤浅地给出一种大而化之的文化特征,更不是从西方理论中移植过来的文化学科,而是指一些研究本身就是从自己的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因此,本土研究非常强调本土概念,因为本土概念一方面可以构成与本土文化特征的联系,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本土理论的出发点或基础。也就是说,本土的理论建构在其核心概念上最好使用本土概念,这些概念有的来自我国经典文化或日常用语,如孝道、缘分、人情、面子、伦、报、中庸等,有的是在本土学者自己研究中构建出来的,如差序格局、情境中心、伦理本位、家族主义、关系取向、社会取向、个人地位等,但其共同特征都是包含着特定的文化性。特定的文化性所构建出来的概念或者理论因其特定性,在定义方面很容易被锁定,即这样的概念或者理论就是用来解释一种特定人群的特定社会运行或者行为模式的。这样的努力方向在学者作文化比较的时候具有意义,但在进行理论建构时所面临的困境是,它不能用于解释其他人群。而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就是最大化地解释同类社会或行为现象,如果一开始就被限定了解释范围,那么就等于承认了该理论不打算解释其他文化中的类似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以文化作为理论基础的局限性,似乎文化的范围到哪里,本土理论的解释性就到哪里。可是,一种文化的影响和辐射范围究竟在哪里,至少在理论上是说不清的。笔者对此深感困惑。比如,一个简化而直接的问题就是对笔者研究内容的挑战,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他们最常见的质问是,面子是不是中国人才有的?由此可以接着再问下去,人情是中国社会才有的吗?或者,只有中国人才讲关系吗?通常对于此类问题,就是在文化特征方面去回应,如什么样的文化产生了面子、人情和关系。但这样回答的争论点就大大增加了,因为我们在文化范围方面给不出一个清楚的答案。另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回应则是强调程度,诸如中国人更好面子、更讲人情等。但这样的回答是身处此种文化中的成员的主观感受,对于那些没有感受过文化比较的人来说,什么比什么更加如何,依然不易理解。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是自己的文化中的确有此现象,也许,来自其他社会的人可以告诉我们,他们那里也一样。这样一来,我们能不能认为,我们的理论其实不是本土的理论?

当然,以上这些讨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退回到原先的处境中去,即索性让西方学者继续给我们提供理论。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抛给西方,只不过他们的做法与我们是相反的。他们的做法往往是把自己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普遍化与扩大化,随着这一努力的成功,很多本该属于他们的话题就被世界各地的学者学习,但其实在西方社会科学内部,这些理论本身就充满着争议乃至被否定与更新。我们同样也注意到,一种被中国学习者喝彩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戏剧论,竟然脱胎于中国文化中的面子概念。我们据此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任何文化中的概念未必是要限制于原文化范围内的,而是可以在发展中提升,并用以表达一类人或社会的现象的。西方学者从他们的文化中找到许多关于人或社会的现象,中国学者也可以从我们的文化中挖掘诸如此类的现象,重要的不是问这是西方人的还是中国人的,而是应该思考,这样的现象是什么样的文化给予学者这样的启发,然后这样的启发可以通过理论建构达到何种解释度。

三、工作机缘与笔者的理论准备

关系向度理论的形成源于笔者的三个经历或感受:一是笔者自2005年至2010年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简称“中心”)工作的经历。笔者曾给那里的国际学生讲授《中国人际关系研究》的课程,彼时笔者在南京大学已工作近20年。由于这样的工作机缘,笔者可以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校园里,感受中美教育风格与制度的差异以及学生个体所试图保持的原本生活方式,这些现象很容易触发笔者在学术层面进行思考。二是关于“关系”学术讨论的感受,笔者发现可探讨的余地越来越小,而本土化本身也一直处于怀疑和争论中。三是笔者有很多机会给社会上的各种听众作演讲,如政府官员、企业家甚至宗教人士等,如何有效地讲清楚中国人的关系,不但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中国人自我认识的问题。这让笔者意识到,笔者研究中的一些关键点不单是来自学界的关注点,也来自那些没有专业基础的听众,因为如果笔者在平时研究中没有理清思路,或者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自然也会让听众听得云里雾里。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虽然设置了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思想、文化、社会等课程,但学生并没有被划分到这些专业课程里面去,也就是说,学生想听什么课是非常自由的。中心对学生的要求是修满多少学分就可以了,而对老师的要求则是一门课选修人数不能低于5人。如果一门课没有被5人以上选择,那么此课就得停上。在这一制度设置下,每到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凡是在下学期有课的老师都被通知到大报告厅集合,准备15分钟的下学期课程介绍。此安排的关键之处是,如果一个老师没有借此吸引住至少5个以上的学生,那么下学期就没有课了。在下学期实际开始上课的时候,此制度还设置了一个试听环节,即每一个学生还可以对其所选择的课做3次试听,如果不满意,依然可以放弃。由此一来,原本老师以为能开出的课程需在3次试听结束后教室里依然坐着至少5人,那么这门课才确定开设。回观笔者所熟悉的中国大学教育制度,一般情况下,老师如果下学期有课程要上,只需事先拿到学生名册就可以进课堂上课。至于学生,他们则以班级为单位坐进课堂,对于老师讲什么并不甚在意,师生之间所要维持的只是到课率。整个过程中没有宣讲、试听、放弃或确认的环节。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一旦一种结构建立,机制就会出现,人的行为也就会跟着改变。如中心的老师为了自己的课不被取消,必须要认真起来,必须要被学生喜欢,必须要一贯到底而不是虎头蛇尾;而对学生来说,他不想听的课可以不选,但既然选了,就一定是自己想听的课,就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笔者还发现,西方学生无论在中国哪一所大学留学,该校都会为他们盖留学生公寓。那中国学生去西方留学,大学会给其提供留学生公寓吗?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公寓同中国大学生宿舍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最多是两个人一间,而我们最少是4个人一间。两个人一间里的人可以理解4个人一间的拥挤,但只是理解;反之,4个人一间里的人也可以理解两人一间的宽松,但也只是理解。如果中国高校把国际学生也安排到4至8人一间时,他们才能切身体会到中国人的关系是如何发生的。同理,中国大学生也只能在有机会实现两人一间或者4人共享客厅但个人拥有独立卧室的生活时,才可以明白什么是西方人的关系。

以上事例让笔者认识到:西方文化在制度设置中通常会给出更多的个人空间以及由此发生的个人选择,这将确保其自愿与约定的特征;反观中国社会,制度设置(或被理解为“命”)将事先确定人的关系性,如一群人因考试年份和专业被编成了一个班级,那么这个班级也就被决定了上多少课以及所分配的宿舍,而无需考虑个人的意愿、选择等。这意味着,有一种社会生活是个体自己选择的,而有一种生活就是被安排的。有了这样的比较,笔者就想象如果让一个外国人不是从认识上,而是从心底切身体会中国人的生活,应该怎么做?或许最常见的答案是让他们更加努力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化,但笔者发现不是。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只能认识中国人,或者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但始终不是身临其境,而真正到位的思考是从生活结构上去体会或者演绎其机制的发生,比如让西方留学生过4人以上住一间的生活。所谓的文化特征其实是在结构安排上自然形成的,如果不用文化特征来解释行为,那么就得关注结构、机制与行为的关系。当然,对于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构与行为,文化对此也是互为因果的,但这应该是下一步的事情。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笔者对“关系”的理论思考也在发生改变。自社会科学进入中国后,经潘光旦、梁漱溟、费孝通、许烺光、金耀基、黄光国等学者思考研究,关系上的文化特征已被挖掘得差不多了。从中提出的“伦的特征”“差序格局”“伦理本位”“情境中心”或“关系取向”“人情和面子模式”等,均没有脱离儒家文化或者家族文化上的解释。笔者认为,是该对这些讨论作一次小结的时候了,只有指出他们研究的问题和局限性,才能开启下一阶段的探索。于是,笔者在2007年发表了《关系研究的多重立场与理论重构》一文。在回顾和评论了“儒家社会理论的立场”“西方社会学的立场”及“人类学家的立场及其他”之后,笔者将“关系构成”引向了时空的结构性来形成相关命题。

从文化性的视角转变为从时空性角度来研究中国人的关系,还源自笔者在许多场合给非专业听众演讲时会以脉络观(contextualism)梳理中国人关系的形成,即农业文明→小农经济→家的生活→血缘和地缘→人口的不流动→长久而无选择的关系。在这一认识链上,前半段有许多学者做过不少研究,而在后半段变少了。所谓变少的意思不是说以往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说他们没有形成时空视角。对笔者来说,起初经历的情况也是如此。当笔者的脉络已经延伸到“长久而无选择”的交往关系时,其实离笔者建立的关系向度理论只一步之遥,但囿于对文化解释的执着,笔者还坚守用文化处理中国人的关系特征(翟学伟,2013)。现在重新翻阅当时的演讲稿,感触很深。

约在2009年,笔者的工作机缘、专业及日常思考都使笔者最终转移到从时空维度重新构思关系理论上来,在确认了这是一种更清晰地理解中国人关系的途径后,笔者开始了完整的写作。

四、关系向度理论

关系向度理论是一个从原先的特殊性理论迈向一般性的理论。原先我们对关系以文化进行解释,其潜台词像是说这是为中国人的关系量身定做的。虽说我们尚无法明确中国文化的概念,但它毕竟大致勾勒出了一个可以解释的族群范围。笔者也希望关系向度理论能跨越文化的边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得到应用。时空视角可以把原本在文化意义上的血缘、地缘、熟人等都装进了时空性的一种组合,即固定关系。社会交往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是由两种维度构成的4种组合,其中,时间维度指交往者所认知到的交往时间上的短程或长程,空间维度指交往者的空间移动。时间和空间相互嵌套,就构成了4种常见的交往类型(见图1),比如空间上的不流动会带来时间上的长久,而时间上的短暂说明交往者在空间上发生了移动。关系的稳定性在4种组合中各有特点,例如,如果个体在社会空间中频繁流动,那么其交往的选择性就会提升;如果个体在一生中很少流动,其交往的选择性也随之降低。

图1   关系向度理论

Fig. 1   Relational Dimension Theory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图中4种关系向度及其内涵具有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的特点,不具体反映人们在真实交往中遇到的各种复杂现象。从图中的单向箭头指向可以看出,人们发生交往的两个逻辑起点是“松散关系”与“固定关系”,即隐含了个体性交往与关系性交往。逻辑起点指理论模型对关系所作的交往预设。此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假定:如果一个社会的交往起点从个人开始,那么这样的社会就预设了个人作为交往的中心,具有同任何他人建立交往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社会的交往起点从关系开始,那么这个社会就预设了该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考虑到关系不能解体的交往方式,社会也随之将人们分为有关系的和没关系的。这两种逻辑起点也可以理解成独立型的个人连接和关系型的社会连接。其次,无论“松散关系”还是“固定关系”,它们都可以从各自的方向进入到“约定关系”或“友爱关系”。一种社会交往从“松散关系”进入“约定关系”和/或“友爱关系”时,其交往方式总是伴随着个人的意愿乃至权利,如他可以加入俱乐部、社团、企业或政府部门等,即他可以在特定时间选定某个群体,亦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同他人交友;而从“固定关系”进入“约定关系”和/或“友爱关系”时,社会交往总是优先考虑那些难以解体的关系连接,即使此时加入的组织不再是原先的连接,如家人、亲人,但新建的群体关系仍然是原先连接的变型,如同乡会、商会及家族企业,而其进入的友谊关系也是此类关系的延展,如结拜、称兄道弟的关系等。进一步比较还可以发现,松散关系中的个人是我行我素的,而固定关系中的个人深受关系的钳制,处处要顾及他人的感受或评价。由此,我们看到虽然每一种社会都离不开关系的构成,但因为逻辑起点不同,人的行为模式也就发生了改变。而当人们分别进入“约定关系”和“友爱关系”时,即使他们都已经处于相同的关系类型中,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如前者重视自我和契约,后者重视感情和名声等。

上述理论探讨几乎不涉及文化问题,所讨论的关系向度完全是从逻辑层面上推导出来的,但因为理论建构的源头是从中国人的关系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再以此回观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关系,就发现松散关系作为起点似乎更接近于西方人的关系特征。它的基本内核是个人的自由度,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设定了一个人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个体性。它可以使一个人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想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因为这是他所具有的个人权利。既然人们的交往前提是“你是你,我是我”,那么这样的交往就必须由契约来约束个人,人们彼此之间也会产生爱或敌对,所以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就要研究社会交往、契约精神、规章制度、竞争与合作、社会资本、侵犯或攻击、爱情、偏好以及亲密关系等。

从松散关系进入约定关系所带来的实际社会结果就是经济学中讨论最多的企业关系。从关系向度理论来看,企业就是短程性和低选择性的关系结合。这里有一个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是,现实中会出现一个人加入公司的时间很长的现象,但为什么笔者在理论上依然称之为短程性的关系?显然,该理论说的时间长短不是一个物理上的时间衡量,而是认知上的判断。这个判断的依据在于,如果社会交往的时间是可以定义的,那么这样的时间都叫短程性,如一个人加入一家公司,合同上有“试用一年”或者“三年一考核”,那么一年、三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就是被定义的时间,也就是说,可以被定义的时间总有到期的那一天,就是短程性的时间。社会交往中的友谊关系则不能给出时间定义,任何友谊关系,哪怕在客观上会立刻结束或者渐渐淡化,但都不是事先能给出时间定义的,所以凡是不能定义的交往时间都是长程性的时间。

通过关系向度理论,可以看出西方社会科学关注松散关系(一般性的社会互动)、约定关系(公司和企业)及友谊关系(爱情与亲密关系)形成的原因,他们围绕交往、制度、情感等方面建立了很多具体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创新来自其文化根基上的个人中心,因此具备很多思考上的现实基础。但中国人的文化根基是从固定关系中生长出来的。我们照搬西方理论,也就是在照搬由松散关系出发所建立的社会交往理论来看待中国人的关系,那么结果一定会造成理论的解释力不够,隔靴挠痒,甚至对很多关系现象解释不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以固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也可以发展出约定关系,即人们一样可以建公司、办企业,即使公司或企业的性质是约定性的,但从固定关系的人走进去依然重视关系。

此时,我们就找到了中国人重视人情和面子的逻辑在哪里了。当长程性和低选择性的时空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人情和面子的运行机制是无法出现的。也就是说,从机制上讲,如果没有了长程性,人情和面子几乎不会出现,而加上低选择性,人情和面子的运行机制将很容易走向成熟。因此,人们在松散关系和约定关系时通常可以不讲人情和面子,但进入友谊关系时就会产生人情和面子,而到了固定关系则完全靠人情和面子来运行,而由固定关系进入的约定关系和友谊关系,则毫无疑问也会带入人情和面子。由松散关系而发生的其他两种关系类型都是有退路的,一旦个人之间产生分歧或冲突,人们都有机会回到个人原有状态,而唯独固定关系没有办法回到个人原态。中国社会文化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多数人都视个人生活是无依无靠、举目无亲或者孤苦伶仃的生活,故一个人要生活得幸福,就得有家人、亲属、朋友、同学、同事等社会网络,而网络和关系的维持就得靠人情和面子的运行来支撑。

结语:解释与应用

关系向度理论的重点已经不在于单纯地解释中国人的关系问题了。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因为关系在时空维度上的不同而出现了区分,得到了人类社会交往最为常见的4种方式。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4种方式在所有社会都是存在的,如在西方社会中可以有“固定关系”,在中国社会中也可以有“松散关系”。只要各个社会都可以有,就不需要用文化特征把它们绑定在一起,或者作一一对应。其次,由于地理、历史原因,有的文化在有的关系类型上比较明显,其他则不明显或者没有。例如,我们有理由认为草原游牧居民由于在空间上的流动性过高,因此其关系的稳定性面临着客观的困难,而在高度城市化与市场化区域,由于人口流动性强,因此人与人的关系很松散。

关系向度理论的应用性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形式上去理解一些事情。例如,如果我们给国际学生排课时采用中国高校模式,不让他们自己选择,而是整班排上一系列必修课,每门课的老师也不被试听,学校规定是谁上课就是谁上课,那么也一样会出现学生昏昏欲睡、老师照本宣科的课堂现象。再如,笔者在给国际学生上课时,其实也不要说中国人如何,美国人如何,因为这样说,容易把一种行为方式和文化连接在一起。笔者只要说你们来中国留学,中国大学的宿舍从来不安排一人一间或两人一间,而是最少4人一间,还有8人一间的,你们学着适应吧,那么4年后会如何?笔者想,即使他们没有好好学习中国文化,也还不懂儒家思想,依然可以切身体会到一种关系是如何复杂化的,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肯定已经有了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式的关系特征。

自2009年前笔者建立了关系向度理论之后,已经将其应用于对国人交往、信任、计谋、婚姻及儒家思想的研究。如果我们将关系向度理论作为解释人类社会交往行为的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这个框架也可以应用于旅游中的交往研究。因为旅游也正是由人们各种各样的交往行为构成的,这些交往行为发生于旅游者和旅游企业员工之间、旅游者之间、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之间。从解释这些交往行为来看,关系向度理论可以在两个方面得到运用:第一,将其作为探索旅游交往行为差异的新视角。前文指出,如果一种社会中的个体分别以“松散关系”和“固定关系”为起点出发建立其他关系,它们就会有不同表现的交往行为和方式,在旅游活动中也不例外。例如,中国游客旅游时往往会拖家带口,成群结队,而西方旅游者会独自前往。第二,探索旅游交往中形成的友谊关系乃至亲密关系的类型。不管是独自出游还是跟团出游,旅游者之间、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乃至旅游者与旅游服务者之间,都有可能在旅游过程中产生友谊乃至某种形式的亲密关系。如一群旅游爱好者,在开始时可能只是一个人出游,大家在一个景点或一个住处互相结识,之后便一起旅游,成为当时或者以后的好朋友。以上这些现象都值得进一步探索。总之,关系向度理论从特殊性迈向一般性后,既跨越了文化的边界又联系着特定文化,而且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得到了应用。


参考文献

[1] 翟学伟.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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