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渴望回归大自然以平衡压力、放松身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城市游憩需求的增加使得城市自然景区成为城市中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与游憩空间（罗文斌、张小花、钟诚等,2017）。然而,城市自然景区环境破坏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为：游客攀爬摘折花木、乱丢垃圾、踩踏植被,旅游地拥挤与犯罪等（王国新、王如松、毛春红,2009;Chang,2010;McKercher,Wang & Park,2015）。城市自然景区环境破坏问题一方面是由于规划不合理、管理不当,另一方面是游客不负责任行为的结果（文首文、吴章文,2009;林明水、龚芳华、袁书琪,2014）。游客是城市游憩活动的重要主体,不同群体的游憩者环境责任行为有不同的表现,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对景区的依恋情感不一样,其环境责任行为是否会存在差异,需要进一步研究。据此,本文通过对主客区域身份差异的城市游憩者环境责任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在实践上可以区分不同区域身份游憩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差异,为景区游憩者行为管理提供建议,促进景区有效管理及可持续发展。

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简称“岳麓山风景区”,是湖南省长沙市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休闲游憩的绝佳场所,但游客的大量涌入给岳麓山风景区带来了白色垃圾、噪音污染、水质变差、植被践踏等环境破坏问题。2007年实施的《岳麓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岳麓山风景名胜区麓山景区环境综合管理规章制度》,从制度与政策上要求城市游憩者对游憩活动负责。规章制度的实施效果需要主观意识的配合,通过实地调研可知,本地居民不仅是岳麓山风景区游憩活动的参与者,也是景区游憩资源的社区管理者,景区生态环境对于本地居民而言有着特殊意义,而外来游客前往岳麓山风景区是为了游览与享受环境,对景区的情感联结相对较弱,即两类不同群体之间的环境责任行为存在差异。这一现象亟待深入调查研究,以寻找更为具体有效的景区环境管理措施。

一、文献综述

城市游憩者（Urban Leisure Travelers）指参与游憩活动的本地居民与到访游客群体（吴必虎,1994）。环境责任行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ERB）又称为亲环境行为、环境关怀行为、积极的环境行为、环境友好行为与可持续行为（Axelrod & Lehman,1993;Bang,Ellinger & Hadjimarcou,et al.,2000;Kollmuss & Agyeman,2002;李秋成、周玲强,2014;徐菲菲、何云梦,2016）。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环境责任行为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国内外游憩研究领域较热门的话题。从研究主题来看,学者主要聚焦在环境责任行为概念界定及分类的基础研究、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和影响机理研究两大方面,而后者成为研究的核心主题。在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概念界定方面,Lee（2011）,Chiu、Lee和Chen（2014）,Cheng和Wu（2015）,贾衍菊和林德荣（2015）等进行了相关研究,据此本文将环境责任行为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在游憩活动中为了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正向有利的行为”。对环境责任行为进行类型划分是准确分析环境责任行为表现及提出对策的前提。Cheng和Wu（2015）将环境责任行为分为一般行为与特殊行为;张玉玲、郭永锐和郑春晖（2017）将其划分为普通环保行为与积极环保行为;Ramkissoon、Smith和Weiler（2013）将其划分为低努力环保行为与高努力环保行为;罗文斌、张小花和钟诚等（2017）将其划分为自我约束行为与保护促进行为;柳红波、谢继忠和郭英之（2017）将其划分为遵守型环境责任行为与主动型环境责任行为。对行为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是进一步纠正和引导环境责任行为发生的重要途径。在环境责任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影响机理方面,学者们对旅游地意象、地方依恋、地方特征、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意向、社会责任意识等驱动因素展开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是丽娜、王国聘,2012;Cheng,Wu & Huang,2013;Lee,Jan & Yang,2013;Chiu,Lee & Chen,2014;范钧、邱宏亮、吴雪飞,2014;Cheng & Wu,2015;贾衍菊、林德荣,2015;余晓婷、吴小根、张玉玲等,2015;陈虎、梅青、王颖超等,2017;陈奕霏,2017;罗文斌、张小花、钟诚等,2017;吴俏,2017;张玉玲、张虹鸥、杨龙等,2017;洪学婷、张宏梅、张业臣,2018）。在游憩主体差异方面,相关研究不多,少数学者探讨了不同经济群体（张玉玲、张虹鸥、杨龙等,2017）与大学生群体（是丽娜、王国聘,2012）的环境责任行为。总体来说,国内外环境责任行为研究成果颇丰,学者们对环境责任行为研究日益深入,尤其是在驱动因素和影响机理方面。综合国内外研究可知,主观特征是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群体差异可能产生行为差异。从研究对象来看,学者们多关注游客整体行为,很少对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特征进行研究,而对主客区域身份差异群体的分类比较研究更少,这因此成为本研究的切入点。

深入分析可知,环境维护行为和环境促进行为是环境责任行为的基本构成,环境维护行为是基本保护行为,也是初级的环境责任行为表现;环境促进行为是为了促进当地环境保护而付出的努力,也是高级的环境责任行为表现。基于主客区域差异的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对游憩场所的环境敏感度、地方情感等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①不同区域身份对游憩者的环境责任行为存在影响;②不同区域身份游憩者的具体环境责任行为之间存在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1. 研究方法

本文应用因子分析法提取环境责任行为两大因子：环境维护行为和环境促进行为。为了比较不同区域身份游憩者对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的差异,本文采用F检验、t检验与均值比较法（余建英、何旭宏,2003）加以分析。

2. 问卷设计

问卷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变量与环境责任行为测量两部分。在人口统计变量部分中,对于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使用的是“您目前居住地为长沙市或非长沙市的其他省市”这一问项加以区分,并对区域身份差异这一重要研究点进行了人为控制。环境责任行为测量部分设计了包括环境维护行为（Environmental Maintenance Behavior,EMB）与环境促进行为（Environmental Promotion Behavior,EPB）两项内容的量表（见表1）,测量变量借鉴Lee、Jan和Yang（2013）的研究,各调查题项采用李克特5分法量表（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不确定,4=同意,5=完全同意）形式。

3. 数据收集

本次问卷数据收集主要采用实地调研方式。首先,通过网上和实地的方式开展预调查,以检验问卷设计的精准性,修改并完善测试语句以形成最终的调查问卷;然后,开展正式调查。为保证调查数据来源的统一性,正式调查全部采用实地调研方式开展。调研时间为2016年6月,时间选择在平时与周末;地点选择在岳麓山风景区的重要景点与交通节点,同时也选择了临近岳麓山风景区的居民社区。本次调研共发放36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4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

三、实证分析

1. 样本特征

在受访样本中,有168个样本是长沙市本地居民,174个样本是来自长沙市外的游客,分别占有效样本的49.1%与50.9%,分布较为均衡。样本的其他特征为：（1）性别方面,女性高于男性;（2）文化程度方面,高中、大专、本科与研究生是主要群体,占94.5%,说明样本整体文化程度较高;（3）年龄分布方面,15~24岁的是主要群体,这是因为该风景区位于大学城,因此到访的城市游憩者较为年轻;（4）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方面,3000~5000元收入水平的最多,占55.3%,说明样本整体收入水平一般;（5）职业特征方面,学生是主要群体,占29.8%。本次调查样本的状况与长沙市游憩者群体总体情况相符合。

2. 游憩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因子分析

信度Cronbach’ α（克隆巴赫）系数可检验量表内在的一致性,EMB、EPB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68、0.823,均大于0.7,说明样本数据的信度较高。测量题项参考已有文献的成熟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说明样本数据的效度较好。KMO值为0.840,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为0.000,小于0.05,说明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据此,本文运用SPSS 20.0统计分析软件对测试题项进行主成分分析（见表1）,其中保留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根据因子负荷及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维度分别命名为环境维护行为因子、环境促进行为因子。两大因子累计贡献率为52.906%,提取公因子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

3. 区域身份差异对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的比较研究

（1）环境维护行为维度下的差异

Q1、Q2、Q3、Q4中的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两类样本（以下简称为“两类样本”）在假设方差相等时F检验的sig.值依次为0.053、0.053、0.715、0.389,均大于0.05,表示均采用假设方差相等的假设,对应的t检验sig.值双侧依次为0.025、0.028、0.036、0.000,均小于0.05（见表2）,说明在0.05显著性水平上,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的区域身份差异显著影响环境维护行为,即在“会学习相关自然环境保护的知识”“会提醒身边朋友不要在这个景区乱丢垃圾、破坏草木”“会在游览过程中收集好自己产生的垃圾”“会向管理方提出环保方面的建议”4项因子上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存在显著差异。本地居民倾向于采取相关行为来保护自然环境与资源,而外来游客对于采取相关行为的意愿不明显。

（2）环境促进行为维度下的差异

Q5、Q6、Q7、Q8、Q9中两类样本在假设方差相等时F检验的sig.值依次为0.000、0.000、0.485、0.002、0.196,因此Q7、Q9均采用假设方差相等的假设,Q5、Q6、Q8均采用方差不相等的假设,对应的t检验sig.值双侧依次为0.002、0.000、0.000、0.014、0.000,均小于0.05（见表3）,说明在0.05显著性水平上,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的区域身份差异能显著影响环境促进行为,即在“会参加志愿者活动促进景区环境保护”“会参加保护景区环境主题的公益活动”“如果景区有环保主题的项目,我愿意花时间参与”“如果景区的某个区域需要维护,我会主动减少去那里游览”“我愿意捐款来支持景区生态环境保护”5项因子上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对于自身居住的环境,本地居民更愿意花时间与行动来支持景区环境保护,愿意积极参与并付出相关努力;而外来游客基于时间、精力等原因对于相关行为意愿不明显。

（3）环境责任行为均值分析

本地居民的环境维护行为、环境促进行为平均均值分别为4.460、4.390;外来游客的环境维护行为、环境促进行为平均均值分别为3.815、3.502。本地居民的环境维护行为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强于环境促进行为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外来游客的环境维护行为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强于环境促进行为对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本地居民的环境维护行为、环境促进行为的均值均高于外来游客的环境维护行为、环境促进行为的均值,可见,本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强于外来游客环境责任行为（见表4）。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差异,旨在探索主客区域身份差异对游憩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特征,一方面有利于创新游憩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有利于拓展和深化游憩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丰富游憩者环境责任行为的理论体系。本研究结论为：

（1）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在环境维护行为维度有显著差异。本地居民更倾向于学习环境保护知识、不乱丢垃圾、号召他人保护生态环境及对景区环境问题提出建议等来维护游憩地的生态环境;外来游客采取相关行动的意愿不够强烈。造成这种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本地居民对游憩地存在长久积累的地方依恋与情感,他们愿意采取积极正向的环境责任行为;外来游客追求的是休闲观光、愉悦享受等旅游诉求,对于景区没有强烈的情感联结。

（2）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在环境促进行为维度有显著差异。本地居民更愿意参加志愿者活动、参与公益活动与项目、贡献出金钱与时间等促进景区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外来游客采取相关行动的行为主动性不强。究其原因是本地居民经常游览城市游憩地,将游憩地视为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且距离较近、时间充足,更愿意用行动来支持景区环境保护;而外来游客基于时间、精力等原因,并不常去城市游憩场所休闲,为景区环保付出相关努力的意愿不明显。

（3）本地居民的环境责任行为意愿强于外来游客的环境责任行为意愿。本地居民环境维护行为、环境促进行为的均值均高于外来游客环境维护行为、环境促进行为的均值,即本地居民更愿意采取正向的环境责任行为来维护与促进景区生态可持续发展,是景区可持续旅游的“资产”;而外来游客采取环境维护行为与环境促进行为的意愿与行动力不强,若不加强引导,很容易成为景区可持续发展的“负债”。

2. 管理启示

（1）采取差异化环保管理策略。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在初级环境维护行为与高级环境促进行为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景区管理者对不同的城市游憩者应采取差异化管理策略,要积极鼓励本地居民正向的环境行为来维护景区生态系统,鼓励本地居民对环境保护问题谏言,发挥本地居民生态旅游者形象的模范作用;同时利用智慧旅游平台加大外来游客对游憩地环境保护的认知与了解,使其积极响应并参加景区环保志愿者活动、植树节活动等,激发其环境责任行为。

（2）加强本地居民积极环境责任行为的培养,并对外来游客实施有效引导。本地居民不仅仅是旅游活动的参与者,更是可持续旅游的践行者,因此,景区管理者既要强化生态旅游的思想,同时也要激励本地居民积极学习环保知识并参与环保行动,将本地居民视为旅游可持续发展链条中的重要环节,让本地居民的环保行动扩展到劝导、引导他人方面;同时,应通过环保教育向游憩者展示景区植被破坏、白色垃圾、水质污染、噪音污染、人流拥挤、景观破坏等环境生态问题,让外来游客认识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进而强化外来游客采取环保行动的意识。

（3）促进外来游客环境责任行为由“负债”向“资产”转变。景区管理者应加强环保知识的宣传与教育,鼓励外来游客积极参加景区志愿者活动等,促进外来游客旅游身份由传统旅游者向生态旅游者转变;在进行监管时,借助本地居民形成的环保氛围及环境责任行为的主动性对外来游客进行宣传,激发其环保主动性,以促使外来游客转变为景区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资产”。

3. 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区域身份差异的视角来探讨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在环境责任行为方面的差异,选取环境维护行为与环境促进行为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在理论指标构建方面存在不足,后续研究者可选取更多的测量指标对区域身份差异的游憩者展开研究,使研究结论更具普适性。其次,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运用社会统计学方法比较了区域身份差异的游憩者环境责任行为特征差异,并得出了预期结论,但其内在影响因素与机理需进一步研究。最后,在研究案例地的选择上,本研究以长沙岳麓山风景名胜区为案例地展开研究,后续研究可用多个案例地来检验本文结论的外部效度。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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