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美好生活既源于人们长久以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社会综合发展特别是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翟绍果、谌基东,2017）,然而,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经选择或正在面临一种错误的经济增长方式,其表现为社会财富显著增加了,但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同步增加（袁祖社,2017）。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彰显出带领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美好生活建设涉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活环境等多个方面,为此,各级政府、组织机构和国民自身需要合力寻找更多的实现途径。

作为在发起人或组织者的常规计划以外,在参与者或客户的日常生活或工作之外,能满足组织者的特殊目的并带给参与者特殊体验的聚集（Getz,2005）,各类“特殊活动”（special events）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除了关乎出生、婴儿期、儿童期直至死亡等人生的不同发展阶段,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活动特别是仪式都可以帮我们准备好走入另一种空间、时间和角色,这便是活动的转化功能（王春雷,2018）。丰富多彩的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有助于定义个人发展阶段的转变,而且推动了社区、社会文化、宗教和国家的发展（Bowdin,Allen & O’Toole,et al.,2006）。鉴于此,Goldblatt（2002）认为,活动学（Eventology）是研究如何借助特殊活动来为社会所有成员创造积极利益的科学。

由此可见,深入探讨活动与美好生活建设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具有学理价值的话题,更是时代的诉求。从“生活论”的角度研究特殊活动在个人发展和美好生活建设中的理论构建与功能实现,既为美好生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也将丰富旅游、会展和活动学科的研究内容。

一、文献综述

1. 关于美好生活的哲学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都在不断追求“一个存在普遍真理、正义、善意与繁荣的美好社会”,从苏格拉底的“至善之路”、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亚里士多德的“沉思的生活”（contemplative life）,到莫尔的“乌托邦”（Utopia）、康帕内拉的“太阳城”（La Città del Sole）,再到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构想（刘亚平,2011;赵建波、解超,2017）。关于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或幸福的,Carson和Moser（1997）把西方哲学思想中的相关理论分为三大类,即快乐主义（hedonism）、欲望—满足理论（desire-satisfaction theory）和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ist theories）。例如,德尼•古莱（2003）认为,美好生活有三大目标诉求：生存、尊重和自由。美国超验主义思想家梭罗对美好生活的思考虽然存在不足,但他在亲近自然、开展消费主义批判和推行简约化生活方面的实践即使在当代语境下仍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王树生、李松花,2018）。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晚年突破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阈限,提出了建立“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思想。日本社会学中“生活结构论”的创立,特别是广田康生在移民与城市方面的实证研究,也为建立这样的研究范式提供了重要启示（王雅林,2012）。以此为基础,社会生活方式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王雅林（2015）认为,要在实践层面实现对美好生活的社会建构,并提出了生活的6个基本结构关系,即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统一、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统一、生活的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的统一、生活需要的生产活动与满足活动的统一、实然生活和应然生活的统一以及现实生活和虚拟生活的统一。他在《回家的路：重回生活的社会》一书中从“生活论”出发,将“创造美好生活”视为社会学理论创新和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终极实践目标（王雅林,2017）。从发展价值观的角度来看,“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包括3个方面：自由价值逻辑是美好生活的终极根据;人文理性意蕴是基于生存方式变革的自主创新和意义体验逻辑;发展的包容、开放逻辑是指向生态伦理精神的可持续发展观（袁祖社,2017）。

2. 建设美好生活的途径

王雅林（2017）提出了创造美好生活的基本途径：一是从生活的逻辑出发,实施广义的“社会供给侧”结构改革;二是发挥生活方式效应,包括提升人们营造和感受幸福生活氛围的能力,这样才能将美好生活的社会建构和每个人的自我建构有机统一起来。王雅林的观点与江畅（2017）所提出的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和个人主观条件是一致的。

在“社会供给侧”方面,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内容的多元化要求有更多复合型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从而为共建美好生活提供动力源泉。翟绍果和谌基东（2017）认为,通过产业创新、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生态保护等措施和手段,才能真正实现富足、和谐、共享、文明、绿色的美好生活。王天舒（2011）特别强调了和谐社会视域下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即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断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着力解决我国现实社会的民生问题。

在“生活方式效应”方面,2017年底,《小康》杂志公布了“2017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的结果,其中提到了能够帮助国人获得幸福的10种最佳生活方式,包括最温馨的方式——与家人在一起,最超值的方式——选择做自己喜爱的工作,最具资本的方式——与学习为伴、与书籍为友等（鄂璠,2017）。以教育为例,要充分发挥其在美好生活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在奥特加“精英—大众”互动的历史理论中,就蕴含着一种试图通过教育把“大众人”培养成时代精英的可能性（敬狄、王伯鲁,2017）。学校教育要立足为了人类生活的出发点,培养学生追求并实现美好生活的德性品质和能力（杨进、柳海民,2012）。

3. 活动与生活的关系

对于个体及其家庭,特殊活动是生活中独特的非同凡响的时刻（occasion）,它超越了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Goldblatt,2002）,让个体发展、家庭和社会生活更加充实和丰富多彩。根据活动内容的不同,Getz（2005）把经过事先策划的活动（planned/special events）分为8种基本类型,即文化庆典、艺术娱乐活动、会展及商贸活动、体育赛事、教育科学活动、休闲活动、政治/政府活动和私人活动。长期以来,各类节庆与特殊活动（Festivals & Specical Events,FSE）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古今中外的大多数社会中,举行某次庆祝活动往往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借口,而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活动也可以被当作节日或狂欢节等来庆祝（Shone & Parry,2004）。

分析社会学视角下的特殊活动,回避不了“仪式”（ritual）这一概念。Durkheim（1897）认为,“仪式”是对具有宗教或传统象征意义的活动的总称,它们为社会信任及共有的具有符号意义的情境提供了基础。通俗地讲,“仪式”是一种通过语言、行为或符号等将个人或群体带入某种特定情境的活动。除了祭祀等传统的宗教仪式外,生日、洗礼、婚礼、葬礼、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都是仪式。鉴于此,Collins（2004）认为,仪式社会学就是关于人群、会员、会众、观众聚集的社会学。

各种仪式也遍布于现代政治生活中。在《仪式、政治与权力》一书中,Kertzer（1989）对仪式这一人类学的重要议题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精彩地解释了仪式为何一直都是政治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指出无论是倾向于保守主义还是革命主义的政治群体,其成功都与仪式的有效使用息息相关。1961年,美国历史学家Boorstin（1992）出版了《形象：美国“伪活动”导论》（The Image：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一书,尽管该书的视角是社会文化,但这是西方迄今可知的关于活动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许多机构和个人都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在该书中,Boorstin阐述了新闻发布会、总统选举辩论等“伪活动”（pseudo-event）的意义,同时从传媒、文化、旅游等角度表述了它们在美国社会中起到的作用。

在社会生活中,经过精心策划的特殊活动往往能给参与者一种使命感,并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去实现共同的积极目标。Goldblatt（2002）将这个过程描述为“通过活动学（eventology）取得的文化进步”。人们聚集在一起,会有共有的体验强化的过程,Durkheim称之为“集体兴奋”,即共同举办这些活动,可以让参与者意识到彼此在做同样的事,也在想同样的事,进而获得一种特殊的能量——情感能量（Durkheim,1897）。例如,早在1936年,Fortes（1936）就研究了澳大利亚黄金海岸腹地的节庆仪式与社会凝聚力之间的关系;王智慧（2012）研究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效提升了北京市民的幸福指数,按提升幅度大小排序依次为愉悦感指数、体育文化指数、满足感指数、健康感指数、成就感指数、富裕感指数和安全感指数。

总体而言,活动研究正在向更广阔意义上的社会和环境影响、遗产管理、奖励旅游及活动体验等方向拓展（Getz,2012;Mair,2012）,但迄今还没有文献从“生活论”的角度来研究关于活动与个体发展和美好生活建设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功能实现。另外,关于“美好生活”,目前还缺少实证研究成果,相关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幸福感、幸福指数领域（王智慧,2012）。

二、活动观是一种世界观

1. 活动观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理论依据

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首先形成的是对于现实世界各种具体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久而久之将逐渐形成关于世界的本质、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等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这便是世界观。Parks（2005）结合Kegan提出的人类成长阶段理论,指出世界观在个体成长过程中有3种彼此独立却又相互作用的形式——认知形式、依赖形式、共同体形式。然而,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能以一种稳定和整体性的知觉来描述一个存在（existence）,并且提供一个生产、维护和应用知识的框架。

活动观作为一种世界观,能够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找到佐证。他通过对拉伯雷的小说以及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狂欢文化的研究,揭示并描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人们普遍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人们在这两种生活中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米•巴赫金,1996）。在中世纪晚期,罗马、威尼斯、巴黎等各大城市的市民们每年合计起来有大约3个月的时间过着狂欢式的生活。节日期间,人们放弃那种常规下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打破严格的等级秩序,同他人不拘地交往,随心所欲地装扮自己,狂放不羁地载歌载舞,自由自在地说说笑笑。

巴赫金把民众在狂欢节中所产生的对世界的感受明确当作一种民众的世界观来看待,认为它同官方和教会的世界观根本对立（米•巴赫金,1996）。因此,包括狂欢节在内的特殊活动为人们世界观的形成和变化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场景。

世界观是认知的产物,而体验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途径,因而体验式学习在情感、态度等的形成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吴健荣,2016）。198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教育家大卫•库伯（David Kolb）出版了《体验学习：让体验成为学习和发展的源泉》（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一书,他首次明确提出了“体验式学习”的概念和“体验式学习圈”模型。库伯认为,一个完整的体验学习过程包括4个阶段,即“亲历（experience）—反思（reflection）—抽象（theorization）—检验（action）”（见图1）。需要注意的是,库伯是站在个体独立学习的立场来分解体验式学习过程的,在学校教育中的体验式活动链还应包含交流和重构这两个要素（吴欣歆,2016）。

2. 特殊活动在体验式学习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亲身体验和“在场”的载体,各类特殊活动在个体教育和学习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并且能贯穿体验式学习的每个阶段,因此在个体特别是青少年世界观的形成与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下面结合两个具体实例展开分析：

2016年4月25日,重庆石桥铺殡仪馆组织了一场名为“非常静距离生命之旅”的开放日活动,邀请了30位志愿者来参观殡仪馆的工作环境和流程,并躺进棺材体验“死亡”。在当日下午3时,送别大厅中鲜花团簇,伴随着哀伤的音乐,志愿者们站在“遗体”前哀思,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朵菊花和一支蜡烛。完成贡果礼、默哀、献花等告别仪式后,工作人员拿出一副纸棺。“遗体火化时,就是装在纸棺内的,”工作人员介绍,“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躺在纸棺里面,体验一下。”来自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姜来是第一位体验者,她宣读了自己提前写好的遗书,在哀乐声中和众人的目光注视下,慢慢躺入纸棺。工作人员盖上棺材盖10分钟后,体验结束。当天有女生体验完之后号啕大哭,感叹生命可贵,要好好珍惜。

2016年5月3日,一些英国小学生跟着家长或其他监护人参加了一次罢课活动,目的是抗议SATs考试(SATs即标准成绩考试（Standard Attainment Tests）的缩写,是英国小学生要通过的一系列教育评估测验,旨在评估学生对基础学科的掌握情况,考试科目包括阅读、写作、算术和科学。按规定,英国所有7岁、11岁和14岁的学生（分别是学段一、学段二与学段三最后年级的学生）都必须参加SATs考试。)。这次游行活动是“让我们的孩子做孩子”运动（Let Our Kids Be Kids Campaign）的一部分,该运动由一些二年级学生的家长发起,这些家长对测试自己六七岁的孩子深恶痛绝,倡导回到“注重个性和创意”以及“教师主导评估”（teacher-led assessments）上来。当天有500多名家长和孩子参加了这次集体罢课活动,孩子们拿着自己制作的各种抗议牌：“当我觉得开心时,我才能学得更好”,“让我们的孩子做孩子”,“我还是个孩子,我不要考试！”;有的学生甚至直接“攻击”起了英国教育部长……

这次罢课让孩子们初步体验了政治行动,他们平时是没有这种表达观点的机会的,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英国教育管理部门表示,家长们这样做是在带着孩子胡闹,并坚持认为课程测验对学生是有益的。民众中,有些人批评家长让孩子们政治化（politicizing）了,有些人认为这种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课,还有一些人表示,现在的家长越来越“玻璃心”了,连最基本的标准都达不到,还动不动就撺掇孩子不去上学（Hall,2016）。

如果运用体验式学习理论来分析上述两个实例,可以清晰地发现特殊活动在体验式学习不同阶段的作用（见表1）：

3. 活动与人的存在

从生到死,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要参加甚至亲身策划和组织许多活动,而且这些活动主题丰富、形式各异,但很少有人从生活哲学的角度对活动与生活的关系进行梳理。

所谓人的存在方式,即人的现实生活的表现样式,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不同哲学流派对“人的存在方式”有不同的解释。理性主义哲学认为人以理性的形式存在,如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等观点。自然主义哲学认为人以自然方式存在,例如,拉美特利认为“人是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现代文化哲学则坚持从人的文化创造和文化生活世界来理解人的存在方式,认为“人以文化形式存在”（范彩娥,2001）。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存在方式应该以生存和生活作为第一要义和前提。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体,人的存在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活着—怎样活着—为了什么活着,分别指代人存在的基本事实、人存在的实践活动以及人存在的特殊价值。由此可见,人的存在方式可划分为3个相互关联的层次——生存事实、生存实践与生存价值,其中,生存事实是基本前提,生存实践是核心内容,生存价值是本质要素。

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提出,人在社会上,要解决好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的内心3个问题,其中,最难解决好的是人与自己内心的问题（希成,2012）。这3个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我们在年轻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了物质去拼夺资源,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需要的是理性;当物质基础基本稳定时,我们开始把目光转向维系和开发更多的人际关系,在和他人相处的过程中,所依据的并非是理性的原则,而是感性的生活经验;当到了把一切归结为审视自己心灵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知道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是什么（见表2）。

所有特殊活动都经由人们的精心设计,目的是为了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便是活动的目标（purpose）。人们通过参加各种活动来回忆共同的历史和表达个人的愿望,“正是通过各种特殊活动和庆祝仪式,我们才能持续记录大家共同的历史、朋友和家庭,我们所举办的各种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有利于创造新的里程碑和长久的记忆,从而让生命变得有价值,也会让后来者觉得值得纪念”（Goldblatt,2002）。特殊活动特别是各种社会活动（social event）和人生里程碑活动（life-cycle event）,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己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多样化的通道和平台,这3种对话正好可以对应人的生存事实、实践和价值。

由此,可以构建特殊活动与人的存在方式之间的3种基本关系（见图2）：（1）用活动来庆祝或纪念生命存在与发展的事实;（2）通过参加或亲自组织活动,让人生体验更加丰富多彩;（3）通过在活动中达到预期的目标（purpose）,进而将个人的人生价值在与群体或社会的互动中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在图2中,生存事实、生存实践和生存价值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层级关系。另外,生存实践和生存价值是人的生存方式的主体因素,其中,生存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核心;生存价值是人的生存方式的特殊性规定,决定了人（甚或个体）的生存方式与其他一切生命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生存实践和生存价值在现实生活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而且,这里并不排除参加一些不成功的活动或参加活动后形成的一些不好的体验对个体世界观的负面影响。

4. 活动观作为一种世界观的体系构建

根据现象学（Phenomenology）理论,活动的核心是体验（experience）及附于其上的意义（meanings）,它为构建理解和强化活动的本体论和具有解释力的原创理论提供了框架及思路。Ziakas和Boukas（2014）分析了为什么在活动及其管理研究中需要现象学,包括其概念基础和研究方法,并提出了在活动管理中进行现象学研究的分析框架,指出“活动体验在参与者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中扮演什么角色”“活动体验如何为人们和利益相关者带来意义（meanings）”等是要研究的中心问题。

Goldblatt（2002）认为,特殊活动是那些“发生在特定时刻的、以典礼或仪式的形式来庆祝的、能满足特定需要的活动”。Geier（1986）提出,可以将“特殊活动”定义为任何具有如下3个特点的活动（activity）：（1）超出组织的日常安排之外;（2）呈献给一群人或以一群人呈现;（3）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框架。这个30多年前的定义对特殊活动的特点作了精辟的概括：多主体/聚集性、全过程/时间限制和特定目标。刘春章（2016）提出,如果用周期（period）表示时域,用场地（place）表示地域,用人（people）表示人物,用过程（process）表示情境,那么,一个活动由4个基本要素构成,即时域、地域、人物和情境。笔者不认同“过程（process）等同于情境”的观点,但赞同“情境”是所有特殊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的思想。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Collins,2004）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由情境构成的,人类关于世界的看法以及所积累的一切素材都来自这种情境,而特殊活动为上述素材的积累与整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特定情境。概括而言,特殊活动从问题（特定的需求）出发,首要因素是仪式和情境/场景,其中,“仪式”是活动能创造和传递特殊意义的根本原因,“情境/场景”为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时空背景。

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网络治理（governing by network）是环境演化和组织变迁的结构性反映,其所依存的网络具有广义性,是社会网络、企业间网络和有形网络的综合。王春雷和陈萍（2013）基于该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活动影响分析框架,认为网络治理的理念与分析工具能够很好地整合利益相关者分析、过程分析、三重底线法等多种方法,因而适用于研究特殊活动的影响。其中,多主体、全过程和多样化目标分别与利益相关者管理、活动全过程管理和目标管理相对应,这能带给人们一些生活启示,即所有事物都会涉及混合目标、多个利益相关者,并且都需要进行全过程管理。

Morgeson、Mitchell和Liu（2015）明确提出了活动系统理论（Event System Theory）。他们在《活动系统理论：一种组织行为科学中的活动导向方法》一文中提出：组织的动态性（dynamism）可以在组织的每个层次上通过重要的活动体现出来;如果一个活动是新奇的、具有破坏性的和关键的,它就会变得非常突出;更重要的是,活动可以在企业或组织的任何一个层级上产生,其影响可能保持在这个层级,也可能会在组织内上、下转移,进而改变或催生新的行为、特征和活动;而且由于活动举办时长和时间的不同,或者随着活动力量的演变,这种影响可能会延续很久。尽管活动系统理论是从组织行为的角度提出来的,但同样适用于对个人行为及发展的分析。

概括而言,狂欢理论、现象学理论、活动管理理论以及互动仪式链等理论能为“活动观作为一种世界观”提供比较系统的理论支撑（见表3）。

综上分析,从发展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活动应包括7个核心要素,即体验与意义、仪式、情境、目标、以参与者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过程和变化。因此,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活动观主要从7个维度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事物的基本视角,即体验与意义（对应事物的价值）、仪式化（对应象征意义）、场景化（对应特定的时空）、目标性（对应事物的属性）、多主体（对应相关人群）、全过程（对应管理过程）和重构性（对应要素变化）。由此可以构建活动观的基本框架,如图3所示。

三、活动观对美好生活建设的启示

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的发展观,才是美好生活的通途,可以感知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才是国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真谛,而活动观以及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新的视野与具体实现途径。通过分析图3,活动观可以从6个维度为美好生活建设提供相应的启示。

1. 仪式赋予生活以意义

对于个人或组织,特殊活动是那些“能满足组织者的特殊需求的独特的、伴有仪式的经历”（Goldblatt,2002）,这些仪式能让事物具有特别意义,对应的是个人或家庭特定需求的满足和相应问题的解决。而人生的目标和意义能提升人的总体幸福感和个人生活满意度,促进精神和生理健康,提高承受力,加强自信心,降低抑郁的可能性（王春雷、陈萍,2012）。

2. 场景赋予生活以具象

美好生活是一种人类理智可以欲求、可实际感知和切实体验的真实状态（袁祖社,2017）。创造美好生活,应从寻求生活真相（事实）开始（唐魁玉,2017）。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是由一个个场景（scene）/情景（setting）/情境（circumstances）组成的,而每次特殊活动都提供了特定的场景。

人的生存实践主要包括3个方面：（1）生存环境,即人在什么既定条件下生存;（2）生存途径,即人凭借什么而生存;（3）生存角色,即以什么样的人或身份在生存。这3个方面都能在一次特殊活动中找到对应之物,例如活动举办背景、场景、舞台和参与者等。毋庸置疑,各种主题不同、形式多样的活动,有助于扩展我们的人际关系,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拓宽我们的思维和眼界（王春雷,2018）。

3. 混合目标赋予生活以内涵

美好生活包含产业发展、民生共享、文化发展、社会和谐与生态保护等多方面的内涵特质（翟绍果、谌基东,2017）。使命（purpose）和目标（objective）是策划和组织任何一次活动的首要出发点,它决定了活动的属性,譬如是公益性还是盈利性,是商务活动还是休闲活动。

4. 多主体赋予生活以归属

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所一项长达75年的研究显示,良好的社会关系让人们更快乐、更健康（赵旭东,2016）。集体活动是互为主体性形成的标志,其中的共有情感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强集体活动和互为主体性的感受（德尼•古莱,2003）。根据国际会议专家联盟（Meeting Professionals International,MPI）、美国活动产业理事会（Event Industry Council,EIC）等国际组织推出的相关职业标准,利益相关者管理（stakeholder management）是活动管理知识体系的重要部分。他们认为,要想成功地组织一次活动,策划人首先要把这次活动可能会涉及的主要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搞清楚。活动能让人们感受到特有的归属感,并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5. 全过程赋予生活以发展

美好生活是一种永远趋向更美好的状态,是一种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体验的生活。在“生活概念”的6个基本结构关系中,实然生活和应然生活的统一是重要维度（王雅林,2015）。恰似做事要善始善终,一次特殊活动从创意萌发到圆满结束,整个过程都需要进行专业的管理。

6. 重构化赋予生活以提升

德尼•古莱（2003）提出,“取得发展并不是一种自我生效的绝对目标,而是一种相对较好的、只是在某种特定生活意义上较为可取的状况”。而活动能促进个体、家庭或组织的变化,甚至催生新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活动的目标、主体和过程也会不断演变,甚至产生新的活动。

四、讨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从“生活论”的角度初步研究了特殊活动在个人发展和美好生活建设中的理论构建与功能实现,为美好生活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然而,特殊活动毕竟不等同于生活本身,因此,以活动观来观察日常生活,需要在理论建构上更为审慎。这是本文研究的创新,也是最值得商榷之处。在将来的工作中,有必要借鉴更多学科的理论,并通过更多的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进一步完善理论建构。

将活动观向更广阔的生活领域拓展,有利于提升会展和活动行业的产业地位,同时可以丰富旅游、会展和活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内容。以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建设为例,秉承活动管理（event management）的理念可以更好地引入国际公认的活动管理知识体系（Event Management Book of Knowledge,EMBOK）,拓展会展专业的平台性功能,扩大学生的就业面。这促使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不仅培养狭义上的商务活动人才特别是会展专门人才,还面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培养专业的活动管理人才。

另外,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国际学术界已经有一些学者从组织行为或组织变革的角度来研究活动的影响,其中,以Morgeson、Mitchell和Liu（2015）提出的活动系统理论（Event System Theory）为代表。如前文所述,虽然活动系统理论是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提出来的,但同样适用于分析个人行为与个人发展。Leung、Zietsma和Peredo（2014）开展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他们通过分析参与由社会企业组织的各类活动的日本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经历,开发了一种新身份工作模型（Model of Emergent Identity Work）,该模型描述了在新领域中制定角色价值定位的行动者如何触发学习和进行意义建构,从而导致角色边界扩张的螺旋式循环的过程。其中,新身份产生的过程被划分为5个阶段：行动（action）、学习（learning）、意义建构（sense making）、角色边界扩张（role boundary expanded action）和自我认知变化（changed self-perception）。这个过程与特殊活动在体验式学习中的作用原理以及活动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见,从商业世界和生活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活动是相通的。其实,旅游研究同样如此。围绕活动观视域下的美好生活建设,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话题,特别是以下3个方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关于参加或组织活动对人们的幸福感、美好生活感知、社区凝聚力等影响的实证研究;（2）特殊活动的功能在美好生活建设中的具体实现途径,例如,各类文娱活动与城市及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3）关于特殊活动在社会治理和美好生活建设中的功能的案例研究。

（致谢：在本文修改过程中,评审专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及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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